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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在歷史上的三次突破

      馮杰

      2018年12月24日 07:31

      黃德寬
      《光明日報》( 2018年12月23日 06版)


      漢字從遠古走到今天,變成系統的文字,是從甲骨文開始。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大概是公元前14世紀到公元前12世紀的文字,文學作品《封神榜》描述的殷紂王所處的時代,就是甲骨文時代的末期,即便從那時候算起也有3300年的歷史。三千多年來漢字發展遇到了什么危機?它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夠發展到今天,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典文字,成為中華文明的智慧象征?這就是我們今天講演要涉及的內容。


      什么是“漢字”?


      首先要說到“漢字”這個名稱。


      我經常被人詢問:“漢字是漢代的文字嗎?”“漢字是漢民族用的文字嗎?”這些說法不完全準確。


      準確來說,“漢字”是指記錄漢語的文字或書寫系統。其實在先秦時代,漢字并不叫“漢字”,它那個時候叫“文”“字”“書”“名”“書契”等,“文”和“字”連在一起稱呼,是從秦始皇時代開始的,當時推行“書同文字”,這個名稱一直延續使用到近代。近代因為中國人知道了有外國文字,所以把這個叫“中國文字”。到了現代,大家覺得中國文字除了記錄漢民族語言的文字,其實還包含了少數民族文字,因此把記錄漢語的文字稱為“中國文字”不太準確,就改稱為“漢字”,所以“漢字”是現代才開始流行的概念。


      漢字的起源和發展


      在漫長歷史過程中,漢字曾經經歷過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機。


      首先,漢字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遇到構形危機。這個問題,涉及漢字的起源。


      先秦時代,古人早就想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但是一直沒有說明白。例如先秦最有名的說法是倉頡造字說,也就是說當年黃帝史官倉頡受到動物鳥獸的足跡啟發而創造了文字,這個傳說沒有辦法證實。研究漢字起源真正有進展,要等到百余年來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以后,考古學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早期與文字有關的資料,這些資料為我們以科學的方法探討漢字起源提供了線索。


      例如,現在看到的最早的符號是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龜甲上的符號,那個符號像人的眼睛,它是不是漢字的前身?如果是,那可不得了,它距今有7500年,過去認為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資料比我們甲骨文早,如果這個能夠得到判定,我們的文字很可能就比古埃及象形文字早了。但是目前,它還難以證實,但是,它確實為漢字起源探討提供了線索。


      距今五千多年的時候,西安半坡有個仰韶文化遺址(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是西北地區普遍的彩陶文化,彩陶文化上有很多刻畫符號,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的文物上有59個不同符號,20世紀70年代有學者寫文章對此進行討論,像郭沫若就從仰韶刻畫符號討論漢字的起源,說漢字至少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了。


      其實除了這些地方,在中國很多地方也發現了早期刻畫符號,例如浙江良渚鎮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公元前3300—前2200年),出土的玉器上有圖形性的刻畫符號,很復雜,有人說這與文字也有關。另外考古人員發現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出現十個左右不同符號的組合,不同的符號連在一起很有可能是早期的文字,但是良渚文化是漢字的前身嗎?如果是,那漢字的起源就提前到了五千多年前了。


      除此之外,在山東半島大汶口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遺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出土的陶器上也有組合性圖形性符號,那也是距今五千多年左右。


      其實這些早期的符號都不能肯定它與文字有直接的關系。與漢字直接聯系的,目前發現最早的是山西臨汾陶寺遺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這里發現了觀測天文的遺跡,可以觀察太陽的運行和季節的變化。這里發現的陶罐上出現了“文字”的“文”,這個字肯定是漢字的前身,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符號。2017年《考古》公布了一篇文章,日月星辰的“辰”字也是在這個遺址發現的。這是公元前2600—前2000年的遺址,這樣一算漢字歷史就是四千多年,這個時代相當于史書記載中的夏代。只有從夏代開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記載,這恐怕不是偶然,現在這個文字實物給我們一個信號,也就是說,漢字在夏代已經形成的推論是完全可能的。


      化解第一次危機:突破以形表意,走上“形聲化”道路


      從夏代再到殷商甲骨文,這中間又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所以我們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統的、完善的文字體系。


      按照甲骨文來看,早期的漢字是以形表意,客觀上有一個物象,把這個物象描寫下來造一個符號,就是所謂的象形字,用許慎的話講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即把物象畫下來隨著物象的形狀形成彎彎曲曲的線條。如果看到動物,就干脆畫一個動物,例如“象”,一看鼻子這么長的動物就是大象的“象”(圖①)。例如“車”字,一看就是一輛馬車(圖②)。


      除了象形以外,有些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就無法用象形來表示。但是古人很聰明,“上”“下”是相對應的概念,畫一橫做一個參照,然后在長橫上面畫短橫就是“上”(圖③),長橫下面畫一個短橫就是“下”(圖④),長橫可以寫得彎曲一點。這就是指事字。“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樹的樹根,所以“木”(圖⑤)下面加一橫就是“本”,現在講根本、本原,就是樹根引申出的意思。“末”是末尾,樹梢,樹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畫一橫。“朱”,表示紅色,樹的心是紅的,于是“木”中間畫一橫(圖⑥)。有些字意思比較復雜,不那么好標記。例如涉水、過河,怎么涉?涉水用腳,兩只腳跨一步,我們現在寫的“步”(圖⑦)就是兩只腳,只是變形了,兩只腳都跨在水上就是過河了,中間是水流,一邊一只腳,現在“涉”寫成三點水加一個“步”(圖⑧)。


      這真是很奇妙,“見形知義”,有很多人說漢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實不是那么簡單。世界上萬事萬物都要用語言文字記載,還有很多符號沒有辦法畫出來,例如我想表示我的腦子在思考,這個“思考”該畫什么表現出來?畫不出來。我們講話的時候有很多虛詞,“哼、哈”等,古人也有“之乎者也”,這些虛詞也是畫不出來的。完善的文字,要準確地記錄語言,才能把事情記錄清楚。


      這就是漢字遇到的第一個困境:很多東西沒有辦法表現,無形可象。造不出來字了,這個文字系統就不完善,如果找不到辦法,這個符號系統就要走向滅絕。


      面對困難,古人很聰明,想出兩個解決辦法:第一個辦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來,借同音符號替代;要表示大概、可能,甲骨文用“其”表示,“其”沒法造出來,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來表示,于是形成了一個方法叫假借。那么多符號本來有自己的用法,又用做別的用途,借來借去一團混亂,就分不清楚了。現在對甲骨文進行抽樣統計,70%的字是假借。為什么現在破譯甲骨文很難?除了一些字我們認不出來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假借字還解決不了。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還出現了另一種造字方法,就是用一個符號表示這個字的意思,再借一個符號來表示這個字的讀音,把意義和聲音合在一起就是形聲造字法,例如“鳳”字(繁體字“鳳”),是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經常借作刮風的“風”,怎么辦?改造它,在鳳鳥上面加了一個“凡”聲,就成了鳳凰的“鳳”(圖⑨)。形聲字一旦出現,漢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來的困境。例如“雞”字(繁體字“鷄”),拿一個“鳥”字加上“奚”聲就造出來“雞”字(圖⑩)。這類的形聲造字法用起來非常便利,在西周時期就慢慢地發展起來。根據研究,西周時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聲造字法造出來的。到春秋戰國時代語言文字快速發展,春秋時代的新增字96%是用形聲造字法,戰國時代新造的字99%是形聲造字法。這樣一來漢字就突破了“無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莊大道,任何新詞新語都可以用形聲造字法,我們現在還在用這個方法造字,例如今天很多化學元素的字就是這么造出來的。


      化解第二次危機:隸變突破古文篆體書寫效率低下的困境


      漢字突破了第一個困境之后,馬上遇到第二個困境。


      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強,按照形象彎彎曲曲地去寫。春秋戰國社會發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來越廣,連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標識文字,于是追求簡省,這種簡省就改變了漢字早期的一些形態,也就是說,按傳統的寫法漢字又進入到一個危機,即古體漢字書寫效率低下,和當時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這個矛盾?有些人開始草率地書寫,改變它原來的樣子,戰國時已經開始出現這個現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專門考證就沒有辦法確認。寫得很潦草,人們通過這個辦法來突破書寫效率低下的困境,這種突破就改變了古文字的書寫系統,帶來了整個文字系統的古今轉型。在戰國時期秦簡上出現了早期的改變篆書曲線,變得平直方正的寫法,這就是早期的隸書。例如青川木牘記載的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發布的一個關于田地的法律條文,其寫法完全是隸書了。近年來發現的秦簡,基本都是隸書。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推行“書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規范字體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隸書,隸書就是小篆的簡寫,把小篆的彎彎曲曲變成平直方正,所謂“解散篆法”。


      這種發展一直延續到漢代。馬王堆帛書,是漢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隸書,但還帶有點篆體的味道。一直發展到漢武帝時期,隸書成熟了,例如北大藏的漢簡,就是成熟的隸書。到東漢像熹平石經、曹全碑,這是東漢的隸書,都很成熟了。


      隸書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體,改變了古文字的形態和面貌,漢字的結構古今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強的篆書形體到了隸書階段,看不到字形和字義的關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著大象鼻子是“為”,是一個動作,是用手牽著大象,金文還能看到樣子,但是小篆已經看不清楚了。所以東漢文字學家許慎解釋小篆“為”字時就不知道原意是什么了,結果他解釋“為”是母猴也,說猴子喜歡用手抓,不斷在動,所以“為”有“動”的意思,這是根據小篆訛變形體做的解釋。到隸書以后,“為”字一點也看不出來和大象有關,當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關(圖?)。


      正因為隸書的變化,古文字變成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隸書,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因為當時的人們局限于文物材料,只看到大篆小篆,還不知道甲骨文。


      隸書寫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鶴頭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筆“波挑”,寫起來也慢,最快的辦法是直來直去,到東漢的時候,進一步發生變化,直來直去的結果就產生了新隸體,從東漢開始,慢慢地就到了今天的樣子,整個過程就是從隸書到楷書的過程。隸、楷都是今文字,楷書只是隸書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書也叫隸書,我們現在把它們分開了,這就徹底完成了漢字的古今轉變,這個轉變最后使漢字形體從書寫效率低下的困境走出來,變得更加快捷。楷書是漢字形體發展的極致,漢字的筆畫系統和方塊字形態至楷書最終確立。


      但是前人又做了創造,覺得隸書不夠快,于是漢代還出現了草書,草書就是隸書的草寫,寫起來隨心所欲,從漢代的章草,進一步發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書為什么要草?最早還是為了追求書寫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寫成一個輪廓,辨認起來很困難,規律性不強,走得太遠了,所以過猶不及,就沒有作為一種字體保留下來。但是發展下去發現很能表現自己的個性,寫草書最能表現個性,最終成為審美對象。


      比草書規范一點,比楷書又快一點的中間狀態,就是行書。所以行書是“風流婉約”,寫得很漂亮,最好的行書是王羲之《蘭亭集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行書、草書也體現了人們對書寫便利的追求,但是最終成為一種審美的藝術,行書也是適用的手寫體。


      漢字從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從古文到隸書再到楷書,完成了一次古今轉變,這一次轉變確定了漢字的基本格局,漢字從古老的形態轉化成抽象的符號,到隸書以后漢字就從彎曲的線條變成點畫的組合,組合目的是提高書寫效率,犧牲的是漢字的形象性,以后再想通過字形去找漢字的字義,就比較艱難了,因此隸書以后,漢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


      化解第三次危機:放棄拼音化道路,完成現代轉型


      漢代,儒家學說經典化,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先秦的古書都變成了經典,把經典刻在石碑上讓人抄標準版本。唐宋開始的印刷術,經書刻版印刷成書,文字就很穩定。尤其是隋唐開始的科舉制度對漢字的穩定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科舉制度要讀經書才能考取功名,這樣的背景下,用以寫經書的漢字的地位越來越高,成為一個相當穩固的系統。


      這個現象維持下來,好像漢字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其實不然。18世紀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開始了現代化歷程,實力增強,造出洋槍洋炮,蒸汽機發明后又開始遠洋航行。日本明治維新后也開始學習西方。當時的清王朝已經無法高枕無憂了,所以晚清出現了一系列重大危機,隨著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國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際,封建王朝風雨飄搖,怎么辦?有一部分人開始反思,要改革,要學習西方。


      這時候,一部分反思者從文化層面反思,認為中國落后是因為教育不發達導致科技不進步。1902年吳汝綸到日本考察,回來以后建議要像日本人那樣重視教育,改革語言文字,統一國語。為什么語言文字跟現代化有關呢?他們發現歐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學習歐洲,用五十音圖,學習拼音文字很快,而漢字太難學,于是想從語言文字上進行改革。


      嘗試拼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傳教士。明末傳教士利瑪竇,比較早就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來拼漢語。這些東西也影響了當時的文人。有一部分人在此啟發下開始創造中國的新文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漢字改革方案,比較著名的有盧戇章的《切音新字》。還有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用漢字筆畫做成拼音來拼北京話。


      這個過程中,真正對漢字改革影響比較大的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胡適提出了文學革命,倡導白話文運動。一些人覺得要學習西方進行拼音文字的試驗,認為漢字是落后的,思想觀念要改變首先就要改變書寫系統,要讓漢字變成拼音文字,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現代化接軌,學習西方的技術。這方面,最有名的是錢玄同,他說漢字“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


      當時漢字改革的討論非常熱烈,社會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廢除漢字,這方面,蔡元培在當時的影響很大。另外像胡適、陳獨秀、趙元任、黎錦熙、傅斯年、魯迅等等,都支持錢玄同的觀點要廢除漢字。不過陳獨秀和胡適還提出,把漢字廢了也比較難,因為面臨一個問題,中國各地說方言,如果用拼音文字,該拼誰的?是拼天津話、北京話、廣東話、福建話還是四川話?所以大家覺得,要搞拼音文字,首先得先把語言統一起來,要加強國語。所以胡適提出文學革命,要學口語,“先有國語的文學”再有“文學的國語”,這樣兩者相互影響,當時的學者提出,以北方方言作為基礎的民族共同語。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方案,例如趙元任等提出羅馬字的拼寫方案。


      同時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創造了一個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還開了一個代表大會,這個新方案1933年前后傳到國內,又有一部分人支持這個拉丁化新文字,也有很多代表人物簽名,蔡元培、魯迅他們都簽名了,一共有681個名流簽名表示贊同。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區、國統區都進行了推廣,印了很多材料和讀物,這個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方案。


      可以說從晚清開始,有識之士想改變中國,走現代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種文字改革方案。這些方案中,有的是在漢字基礎上的改造方案,有的是全盤學習拼音文字的方案,同時推進了民族共同語,統一國語這種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大家覺得發展成拼音文字要有一個過程,不能一下就變成拼音文字,于是使用了一個過渡辦法即簡化字,所以簡化字在民國時期就推出了,也是錢玄同提出來的,胡適則建議說用老百姓使用的俗字就可以了,1935年國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但后來沒有推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繼續推動文字改革,國家建設初期即成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郭沫若是關鍵人物。周恩來1958年政協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提出了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三大任務。這三項措施基本上是繼承了近代以來的語文現代化成果。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1956年《簡化字方案》公布,在中國大陸推行簡化字,2004年統計顯示,大陸95.25%的人會用簡化字,同時繁體字還在一部分小范圍內使用。《漢語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為聯合國拼寫中國人名地名的規范。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漢字繁簡之爭。前些年有政協委員提案要求恢復繁體字,有人開玩笑說,這樣恢復還不夠,要恢復到甲骨文才行。有人認為,繁體字保持了中國傳統文化。其實,繁體字和保存中國文化沒有太大關系,因為它早就不是原始狀態了。


      信息化時代,漢字會消亡嗎?


      最近還有人在說,漢字還要簡,越簡越好。還有人說漢字必須搞拼音化,跟西方的文字保持一致,這個漢字太落后、太古老了,寫起來不方便,我們現在在電腦上打字,多數是用漢語拼音,省事兒。


      我們怎么看這種爭論?怎么看漢字近代以來走過的危機?今天漢字從危機中走過了嗎?


      其實,漢字是我們自己的文字,我們深厚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廢除漢字。如果把漢字廢除了,我們就不能走向歷史,文明就中斷了。漢字已經融入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中,融入我們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沒有漢字,中國人的靈魂就沒有地方擺放,因為漢字使我們變得豐富,使我們在世界上獨樹一幟。


      那么,我們怎么和西方接軌?其實拼音已經解決了和西方接軌的問題,外國人翻譯中國的東西,不能全用英文翻譯,例如人名他只能音譯,而漢語拼音就解決了這個音譯的問題。如果沒有簡化字、普通話,我們的教育不會像現在這樣普及,現在進一步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這些了不起的成就,簡而言之就是語言文字實現了現代化,語言文字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工程,其實無論是西方、日本,進行現代化、工業化過程中,都有一個語言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本質就是規范化、標準化,到了二十一世紀就是信息化。所以現在我們不會說把漢字廢掉,因為它是廢不了的。


      回想三千多年來,漢字經歷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機的化解,確實是了不起。可以說漢字文明是中華文明智慧的體現,也正好體現了一個精神,《周易》講“《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總結文字的發展,這個“變”就是適應社會需要,適應應用是它的根本,構形危機的解決是為了發展應用,走出書寫困境是為了應用,所以現代化轉型也是這樣,我想未來也會如此。


      也許有人會說,二十一世紀了,信息化已經發展到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了,我們現在不要寫字了,我們想傳遞信息時只需要對著手機一講,發一個語音,就完成信息傳遞了。文字不就是用來傳遞信息的嗎?那么未來,漢字會消亡嗎?我相信,漢字在信息化時代一定會有自己的發展之道,一定會沿著它的歷史軌跡走,因為文字是文明,是歷史、文化、審美和人的心理結構的綜合,中華文明只要能夠持續發展,漢字仍然會存在。任何語言文字的發展,都是與其文化的強大、發展相關的,隨著我們國力的提高,我們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我對漢字的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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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4日 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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