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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風采

      秦川:四川省社科院搭建起我現代文學研究的大平臺

      秦川 口述 賈良宜 韓穎采訪整理

      雍蓉

      2018年11月21日 01:54


      一、求學生涯

      1、發蒙時期

      我的家鄉在涪陵縣鎮安鄉(今屬重慶市涪陵區義和鎮),祖籍湖北。母親生了兄弟姐妹四人,姐姐生下來就夭折,妹妹四歲時不幸身亡,只剩下弟兄兩個。五歲發蒙讀私塾。當時農村經濟崩潰,舉家移居涪陵靠做小本生意勉強維持生計。在小學讀過一到兩學期的書。因為家庭條件較差,交不起學費而輟學回家。

      盡管如此家里還是支持我讀書,考慮城郊私塾收費少就在私塾讀書,教書先生水平有限,期間讀的最多的是《千字文》、《增廣賢文》等。當時讀書的地方在城外,需要走路去上學。冬天氣溫低遇到雨天沒有鞋穿,打赤腳去上學。解放前夕家庭困難曾送我和幺姨媽到國民黨救濟院混飯吃。

      1949年底,解放軍要打過來。雖然解放軍還沒有過來,但革命歌謠已經傳開了“尖尖山喲二斗坪,包谷饃饃喲脹死人。”解放前窮人能吃飽飯已經是最大的幸福。有很多地方鹽巴都沒得吃,烏江那邊就更慘了。

      2、中學時代

      涪陵解放后,從外地回來了一位蔣玉書先生開辦了個補習班,準備在1950年秋季參加縣中考試。父親是崇義鎮貧民代表,蔣先生要求我參加補習班。特地為我開小灶全科輔導,主要補習語文、數學、政治(外語除外)。三個月后蔣先生寫了一封推薦信讓我到縣中找人,以“同等學歷”參加初中入學考試。初試過后面試談到繳費問題。家里經濟條件差,又不能走讀,因學費食宿費無法解決未被錄取。回來后蔣玉書繼續給我出主意,他寫推薦信讓我直接到崇義鎮第一中心小學高小畢業班當插班生。第一中心小學教導主任說需要研究一下,三天后給我答復。三天后接到通知可以插班,在這里我以優異成績畢業并考取涪陵縣一中。

      進學之前還有道門檻就是學費、吃飯的問題。對于這樣的情況學校透露消息說省教育廳有三個人民助學金名額,如果撥來了就有你。有一天通知我助學金下來了,讓我趕快去報到。學校給我的是甲等助學金,即學費、食宿費全免。每月還有兩塊錢的零用錢,我就靠這些零用錢買生活用品,上初中包括后來上高中、上大學都是依靠國家助學金度過。當時國家提倡全面發展文理不分科。我各科成績除了音樂、美術、體育不行,其余的都可以,而且各科成績平均都在90分以上。

      3、高中時代

      涪陵高級中學是國家在四川新建的十所重點高級中學之一,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學校決定擴招。由原來的兩個班擴招為四個班。成績較好的初中學生參加考試,考試合格后就可以提前半年畢業進入高中。我參加考試提前一學期畢業并順利進入高中,沒有提前畢業的學生要多讀一學期。國家急需各方面的專業人才,秋季畢業時各種學校都來招生。首先是解放軍炮兵學校,稍后是其他學校,總之大家都有去處。我們初中那個班一共80個人,被招到炮兵學校、氣象學校、郵電學校,總體來看發展的都不錯。

      高中時我們的班被命名為吳運鐸班,吳運鐸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同學們對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非常崇拜。書中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于我們一個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銘。

      高中期間對前蘇聯和俄羅斯的作品很崇敬如《卓婭與舒拉》,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托爾斯泰、高爾基、契科夫等人的小說。同時對魯迅的作品很熱愛,其中《藥》、《祝福》對我的影響很大。后來我選擇研究魯迅與此分不開。高中是自己知識增長的年代。班主任袁中奇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是人生中為數不多且影響至深的良師益友。我之所以選擇學文科得益于袁中奇老師的悉心教誨和關愛。高考填報志愿時我填的是理工科類,袁老師知道后要求我改報文科。而且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當年北大中文系在重慶考區只錄取我一人。

      4、北大五年

          收到北大錄取通知書后去重慶報道,報道后統一佩戴全國高等學校新生入學赴校證。有專人統一安排我們坐船,同船隨行的還有參加國慶的西藏代表團,在船上我們飽覽了他們演出。到北京后還有學生來接我們到學校報道,那時上大學知識分子受到了最好的待遇。尤其特困學生國家統一發放服裝、生活用品,每月伙食補貼12.5元(初中時4元,高中時5元)。每月生活補貼4元,有點剩余還可以買點書,進入大學后伙食很好營養跟得上身體從1.6米長到了1.7米。

      1956年進入北大中文系讀書,大學五年是人生決定性的一步。北大是五四愛國運動策源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北大在蔡元培校長領導下,對學校進行了系統改革,制定要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奠定了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的北大風格。所以北大人有一個共同的性格即追求真理,獨立思考。當時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擔任北大校長,馬寅初有一句話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所以北大在歷次政治運動當中,受影響的人也多,波折也很大。給我們上文學課的有游國恩、林庚、吳組緗、王瑤、吳小如、蕭雷南。語言方面有王力、楊伯峻、朱德熙、林燾、高名凱等。系主任楊晦給我們上中國文藝思想史,馮友蘭上中國哲學,鄧廣銘上中國通史。北大五年認真讀書時間只有三年多,但北大歷來名師輩出,大師云集,教學質量超一流,學生受益匪淺,因此畢業后能適應各種工作。北大中文系1955級、1956級出了不少學者和各行各業的人才。

      我剛進北大就列席了北大團代會,組織把我作為重點培養對象,后來介紹我入團。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黨團員發展全部停止,一直到我畢業還未恢復。在反右斗爭中我是積極分子,但我這個人比較老實待人厚道,再者因為理論水平不高,反右斗爭中并沒有特別表現,團組織安排做什么就做什么。

      北大是全國優秀人才的匯集地,良好的學習氛圍,又自感與調干生和大城市的同學知識差距大,這更激發了我努力向上的學習精神。北大講座很多我都盡可能參加,心無旁騖。北大學生中真正來自農村家庭和城市工人家庭的學生很少。我的同學李驊年來自天津工人家庭,他擅長繪畫本來考中央美術學院差一點被錄取。他對魯迅著作非常熟悉,一出口都是魯老夫子口吻尖酸刻薄。他是工人子弟,我是農民子弟,我們兩個很友好。他曾給我畫過一張以未名湖為背影柳樹飄拂下的莘莘學子的素描。

      1957年暑假同學都回家了,我沒有錢回家留在學校。同學中有個四川老鄉關承才,還有來自蘇州在北京工作的女同學李金娣,他們兩個是調干生。我們三個人常在一起玩。有一天關承才首先提出要改名。關承才名字與“棺材”諧音,同學們平時稱呼他為“棺材”,他很討厭這個稱呼。我那時還不叫秦川,因在家族中排行德字輩,父母希望我有福,取名秦德福。李金娣這個名字在江南地區很普通,她也有改名的意思。大家想名字,想了半天也沒結果。我就自告奮勇說我來取,你們平時不是叫我小四川嘛其實四川不小,我就改名秦川。李金娣是女同志,泉水晶瑩明沏,似一泓清泉,你就改名李泉。關承才是學生干部將來是要發達的人,四川的桉樹長得快成才也快,但現在是個苗就改名桉苗。他們都能接受我的建議。改名的事都由關承才去辦,只有他辦得通。 

      二、出版社八年

      在北大時我參加過編寫《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和《中國戲劇史》的科研工作,畢業論文是戲曲研究方面的。1961年大學畢業后,我志愿回到四川工作,被分配在四川省川劇學校戲曲研究室,對外稱四川省文化局戲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整理發掘川劇傳統劇目,協助柯靜編寫了一本《川劇傳統劇目目錄》,由省文化局印發全省。1963年成立四川省文化局劇目工作室,我調到劇目工作室工作。因人手少,劇目室與文聯劇協合署辦公,由省文化局副局長劇協主席朱丹南領導,抓全省的劇目工作,包括調查、發現、創作、移植推廣和評論工作。此間我在《四川日報》上發表《用階級觀點描寫人民內部矛盾——評話劇<山鄉風雨>》、《贊美農村新人新思想——看溫江農村文化工作隊創作和演出的幾出川劇》。1964年10月參加“四清”直到“文革”開始才回到省文化局。

      1975年鄧小平主政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后,全國出版社恢復出版。我被調至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作編輯工作。在李致總編輯、崔之富社長的帶領下出版社很快闖出一片天地,出版社成績斐然,新華社發通稿,《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表揚。為了把“十年文革”浪費的時間搶回來,在出版社工作期間自己努力工作一個人干兩三個人的工作是家常便飯,熬夜也是常事。出版社取得的成就凝聚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四川人民出版社堅持“立足四川,面向全國”的方針,重視社會效益,又收到很好的經濟效益。

      1977年為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順應時代潮流、黨心、民心出版發行了《周總理詩十七首》。當時出版周總理詩要冒很大風險,要打破中央不允許地方出版社出版有關領導人書稿的規定。我們未給省文化局、省委宣傳部打報告,我就帶上出版社的介紹信一個人進京。在核實周總理詩的過程中,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等單位對我的工作深表理解并得到大力支持。《周總理詩十七首》出版后發行一百萬冊。隨后《詩刊》4期介紹周總理的詩,1978年《光明日報》刊文《壯麗詩篇萬代傳——關于周總理的早期詩作<大江歌罷掉頭東>及其手跡》,稍后《解放軍報》作了轉載。1978年《文匯報》也發文介紹周總理詩。經媒體的宣傳報道四川人民出版社被認為是勇闖出版禁區的思想解放先鋒,隨后全國各地要求出版的書稿飛至而來。我在出版社的工作一下子又加重了許多。借出版的機會自己也認識了文化界、出版界的不少名人,有的人經常保持聯系。這些都為自己調入社科院后的學術著作撰稿和出版提供了不少方便。

      當時出版社重視文化基本建設,發起業余編撰《魯迅大辭典》和《中國文學家辭典》,都由我擔任責任編輯,并派我加入魯迅大辭典編撰組。這耗費了我大量心血。此外還組織新校注《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三部古典名著。請王利器、陳邇東、吳小如擔任各書顧問。這三部書在國內外影響較大。我在出版社工作使我有許多機會出席全國性學術會議,得風氣之先,同時也開始了學術研究工作。我在出版界文藝界廣交朋友得益匪淺,但由于出版社工作任務重,長時間下來身體吃不消患上了心臟病。1982年四川省社科院廖永祥、譚洛非兩位院長先后要調我到省社科院。因為手上工作太多且出版社待我不薄,不能一走了之。手上工作處理差不多后才辭去出版社工作到省社科院報道。我調走時省出版局人事處長找我談話:“我們從各行各業挖人來出版社,這里發展前景很好,你為何要調走?”我自知不是當官的料,不調走恐怕早晚會累死在崗位上。我爭取到北大同學周倜(曾和李致在團中央共事)從中做工作,才得以從出版社調走。

      三、從事現代文學研究

      1983年我調入省社科院文學所,社科院不用坐班除開會外其他時間可以在家里搞學術研究。我非常喜歡這種工作方式,自由支配的時間充足,可以安心做學術。到省社科院工作十幾年,在院領導的關懷下,學術成果頗豐。自己喜歡做學術對學術之外的事也不在乎。在社科院工作一不要房子(家中有房子,不過多奢求組織給自己分房),二不要升官(自己不是當官的料,喜歡做科研),三不與人爭利。當初選擇到省社科院看重的是社科院這一研究平臺,可以在這里安心做學術。到省社科院后做研究最重要的是讀原典,除了讀原典,另外就是收集資料,對國內外的資料進行總結。既然搞學術研究就得拿東西出來。首先是研究郭沫若,然后是抗戰文藝研究,現代四川作家研究。我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為早期、中期、后期三個階段。

      1、早期:數箭并發

      魯迅與郭沫若在中國學術界有現代文學“雙子星座”的美譽,他們又是五四新文學的奠基者。早期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魯迅、郭沫若及四川作家的研究,多方并進。在魯迅研究方面,1983年上海《文藝論叢》16期,發表兩萬字的《魯迅對中國革命出版事業的偉大貢獻》長篇論文,該論文獲得1984年首屆四川省政府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到省社科院后我的第一本書《魯迅出版系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出版,該書由趙樸初題箋,任愫在《人民日報》發表書評,香港《大公報》和《魯迅研究動態》都曾有專門文章做評論介紹。該書也被省魯迅研究學會評為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該書的出版填補了研究魯迅在編輯出版方面的學術空白。

      1998年,省社科院建院20周年,在《光明日報》上登載12個研究生學科。文學所當時30個人,陣容很整齊,老家伙很多,研究員有好幾個。文藝學專業學科帶頭人第一袁珂,第二秦川,第三李明泉。我在社科院帶過一屆研究生,因我身體不好,讓學生到我家上課。我這個人疏于教學又不善表達。我給他們主講現代文學,課前都要寫講稿,時間久了身體吃不消。每次上午上完課后,下午一點精力都沒有。所以1998年退休后就不愿帶研究生了。

      到省社科院后,第一年出版《魯迅出版系年》;第二年出版《抗戰時期的郭沫若》(譚洛非擔任主編,文天行、廖全京、馬仁可和我執筆),該著作從封面一直到印刷都是由我來做。出版后《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獲得四川省政府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我在院外主要與四川大學中文系合作,1984年起在《四川大學學報》上發表《建國三十五年來郭沫若研究述評》及《郭沫若早期關于新文學建設的幾點意見》等論文。其中前者開創了專題研究述評的先河,《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摘錄,后收錄1984年《中國文學年鑒》,影響較大。早期科研成果部分收集在《現代文學散論》1988年重慶出版社出版。

      2、中期:重點突破

      這一階段主要在郭沫若研究上有所突破,郭沫若是百科全書式“文化巨人”,是中國四大文化名人(孔子、杜甫、魯迅、郭沫若)之一,是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學、新詩奠基者之一,是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創者,對現代中國文化發展有卓越貢獻。抗戰時期周恩來在《我要說的話》中,20世紀70年末鄧小平代表中央在致郭沫若悼詞中認為“他是繼魯迅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近年來,由于思想多元化,價值觀和信仰的缺失,各種海外思潮的沖擊。國內外一股以反思為名,行否定郭沫若之實的風氣隨之而起,歷史虛無主義大行其道。作為學術研究者有責任為郭沫若正名。以《郭沫若學刊》為中心堅守文化宣傳陣地,反駁歷史虛無主義,批判各種奇談怪論。

      我做研究工作從扎實的資料出發。首先是閱讀原典,我在出版社的時候就專門整理了研究郭沫若相關的資料。對郭沫若研究脈絡有大致的把握,做到心中有數。在此基礎上重讀原典,在讀書的過程中發現別人讀漏的或者不注意的地方而恰恰又是很重要的地方就寫文章發表。

      80年代中期同川大中文系合作參與《郭沫若作品詞典》的編撰工作。王錦厚主編,伍加倫、鐘德慧和我做副主編。以《沫若文集》文學卷為參照,對郭沫若一生作系統介紹,該著作以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社團、流派、書刊、詩詞七部分構成。書中收錄詞目3079條。郭沫若名、號、別名、筆名及簡譜以附錄形式存在。學界對郭沫若有爭議觀點采取并列錄存。該書1991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陽翰笙、艾蕪等對該詞典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研究郭沫若文學作品必要的參考工具書。

      隨著對郭沫若研究的深入產生了為其寫傳的想法并向院里申報了《郭沫若傳》的課題。1989年10月重慶出版社在北京召開《中國現代作家評傳叢書》編委擴大會,郭沫若赫然在列。這次會議明確了出書的目的和宗旨即:對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進行反思、總結。我同重慶出版社取得聯系,主動承擔《郭沫若評傳》的編撰任務。經編委會同意有我、譚興國、鄧儀中分別擔任四川作家郭沫若、巴金、沙汀的撰稿人。

      1991年借中國郭沫若學會在北京召開學術會的機會拜訪了陳涌同志,請他對《郭沫若評傳》的撰稿提建議。陳老在聽我匯報的基礎上對撰稿提了十條建議。稍后拜訪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陳主任,聽取他對《文化巨人郭沫若》撰稿的具體意見。此前中國青年出版社來我院選傳記人物的選題,選中我院文學所李永翹的張大千課題和我的郭沫若課題。這次借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同陳主任商談寫作《文化巨人郭沫若》的編撰情況。陳主任對該書有幾點建議:這本傳記要給廣大青年讀者對郭沫若有一個綜合的、完整的、形象的了解。要有思想性、趣味性、可讀性、知識性、新穎性。面對青年讀者要注意理論性讀物的通俗化,做到雅俗共賞。綜合、完全、成果表述、歷史評價、文學性要強一點。1992年是郭沫若誕辰一百周年該書要在郭沫若誕辰前推出,并且要求30萬字,真正留給自己寫書的時間只有四個月,時間緊任務重是當時的真實寫照。那四個月過的緊張而愉快,每天幾千字,在交稿日期來臨之前完成任務。因為我先前為撰寫《郭沫若評傳》的工作,前期資料收集的很充分,對郭沫若的生平事跡、文學作品、生活趣事爛熟于心。全書的架構、章節安排、寫作的計劃在找陳主任之前已經安排妥帖。全書的每一個章節幾乎都是一氣呵成。1992年4月完成初稿。該書除了記述郭沫若豐富多彩的一生外還加入不少家庭故事、歷史事件、人際關系等細節,增加了該書的可讀性和趣味性。

      對比兩本書差異性明顯。《郭沫若評傳》以評為主,學術性要求高,全書對郭沫若各個創作階段的作品以歷史評價與美學評價相統一進行評述,展現郭沫若思想形成與變遷的脈絡。《文化巨人郭沫若》要求文學性和可讀性強。全書以介紹郭沫若生平為主線,不斷將郭沫若思想發展軌跡和創作生活以及研究成果填充進每一個人生階段之中,使得文化巨人郭沫若的生平更為全面地展現出來。《文化巨人郭沫若》與《郭沫若評傳》兩本既有互補性又相得益彰。1992年郭沫若百周年誕辰《文化巨人郭沫若》出版,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專柜展覽首發。《人民日報》大地副刊發表宋百郭對該書的短評,《博覽群書》在1993年第3期發表鄒韶軍的評論文章,《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并上了封面要目。該書出版后社會反響很大,1993年該書榮獲四川省人民政府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郭沫若評傳》得到中國現代作家評傳叢書主編陳涌高度評價,1992年春節給我信中認為“這是一部內容充實有科學水平的稿子,不是經過長久的研究和苦心經營,是寫不出來的。”四川大學博士生導師馮憲光在《文藝報》發表《展現文化巨人的智慧光芒》。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黃侯興在《郭沫若學刊》發文《再塑現代偉人的肖像——讀秦川的近著<郭沫若評傳>》。湖北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川鄂在《文藝理論與批評》發文《新的綜合新的突破——讀<郭沫若評傳>》。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長蔡震在《中國圖書評論》上發表《歷史的魅力永在——讀秦川的<郭沫若評傳>》一文中認為“(評傳)是郭沫若研究領域的有分量的一部新作”。《郭沫若評傳》出版后獲得全國城市出版社優秀圖書二等獎、省優秀圖書獎。

      這一時期對郭沫若的研究還有多篇論文發表。1991年4 期《郭沫若學刊》發表《耀眼的豐碑——<女神>的藝術特色及成就》,1992年2期《郭沫若學刊》發表《試論<女神>的思想內涵和時代特點》。這兩篇文章收錄在《郭沫若新論》中是評論《女神》的重要文章。1992年11月14日在《文藝報》上發表《“抓緊著時代精神”,“緊緊跟蹤著時代走”》的長篇論文和《新時期郭沫若研究概況》。論文對郭沫若的光輝一生作了回顧,用“抓緊著時代精神”,“緊緊跟蹤著時代走”對他的文學創作道路進行總結。指出他的這種文學精神仍對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有借鑒意義。

      3、后期:馬識途研究

      說起同馬識途的淵源要追溯到1972年,當時馬老出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任省文藝調演領導小組組長,將我從雅安名山百丈湖文藝界“五七”干校調到省文化局調演辦公室工作。因為工作原因初識馬老,陪馬老上涼山看彝族自治州文工團演舞劇《奴隸頌》。馬老早年在西南聯大中文系讀書和我恩師王瑤是同班同學。北京大學四川校友會成立后馬老出任名譽會長,我作為秘書長同馬老聯系頗多。后來四川郭沫若學會成立,馬老擔任首任會長,點名要我和四川大學教授王錦厚任《郭沫若學刊》副主編,承擔終審工作。在馬老的領導下四川郭沫若研究成績斐然。

      上世紀90年代我轉向馬識途研究,馬識途早期擔任四川地下黨領導,為革命事業做出重大貢獻,九死一生的經歷堪稱傳奇。為人一身正氣,值得研究。1994年在馬識途家中對馬老做過采訪獲得一手資料。他80歲生日時,我在《四川省政協報》發了一篇《識途老馬,壯心不已——當代著名作家馬識途的創作生涯》一文,指出馬老不僅是久經考驗的職業革命家,還是魯迅先生所寄望的革命文學家。過去對馬老的研究停留在單篇作品或評論中,缺乏系統全面的研究。這篇文章還配了圖,馬老看過后非常感動。1996年在《新文學史料》發表《著名革命作家馬識途生平與創作》一文,指出馬識途是繼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蕪、李劼人、何其芳之后,四川最有名氣的作家,在四川文學史上有承前啟后的地位和作用。他的創作經驗和創作總結對今天的文學創作仍有借鑒意義。借此機會把為馬老寫傳的想法說出來,得到馬老支持。并提供材料方便我寫作。我在退休之前寫出了《馬識途生平與創作》一書。

      對于為何未寫馬老評傳和傳記,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馬老自己在寫傳記,個人的日記和書信還未公開。二、資金問題。90年代學術書籍出版很困難,雖列入“九五”社科項目,資助金額5000元,用于出版肯定不夠。幸虧四川大學出版社社長王錦厚的幫助才得以出版。該書出版后大受好評,2014年馬老百歲壽辰時四川大學出版社重新裝幀設計排版重印,為馬老祝壽。

      在文學所15年工作據不完全統計科研成果有長短文章和著作(包括集體、編著等)109件,文章近百篇,著作十余種,近200萬字,工作量較大,超出職務工作量規定,榮獲四川省人民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次,三等獎兩次,學會一等獎兩次,全國城市出版社優秀圖書二等獎,省優秀圖書獎,獲獎較多。為研究員,研究生部教授。

      四、退休后學術研究概況

      1998年我從省社科院文學所退休后學術研究工作并未因此停止, 2003年應邀參加中國社科院A類重點課題,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郭沫若年譜長編》(林甘泉、蔡震主編),有歷史所、考古所、文學所、郭沫若紀念館十余位學者撰寫。全書共五卷,我擔任第一卷(1892——1918)撰寫任務,堅持認真嚴謹的學術態度重視文獻史料的完整性。整理考訂史料“無征不信”,“孤證不立”,“實事求是”的態度,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原則。該書歷時十年編撰而成,201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退休后的十幾年中獨著、合著的學術著作有《敝帚集與游學家書》(編注),《郭沫若新論》(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李大釗》(編著)。《敝帚集與游學家書》是與郭沫若女兒郭平英合作編注,收錄郭沫若早年所寫詩、文章、對聯、家書,是迄今最完備的郭沫若詩文家書集。《敝帚集與游學家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201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報》專門發文介紹《敝帚集與游學家書》的文章指出:“《敝帚集與游學家書》客觀真實反映了辛亥革命期間廣大民眾普遍的思想和情緒,對客觀評價一百年前中國近代史上的這場大革命不無裨益。”2013年《中華文化論壇》發表鄧經武對《敝帚集與游學家書》的書評指出:“全貌體現、準確糾誤、學術嚴謹三個特點。該書是研究郭沫若早期生平的基礎性材料,是郭沫若一生文化創作過程中真正置身于“絕端的自由”的階段。”中國人民大學趙遐秋教授也肯定《敝帚集與游學家書》在填補學術界研究空白以及展現郭沫若青少年時期在劇烈社會變動過程中思想轉變歷程和對社會變革思考的方面的價值。

      2010年春節受省社科院科研處長向寶云所托,出版《郭沫若新論》為青年同志做示范,教他們如何做學術研究。該書有侯水平院長撰寫總序,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列入《中國地方社會科學院學術精品文庫四川系列》叢書, 2011年出版。2013年魏紅珊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發表書評,指出該書有四個“新”即整體觀思維,從 “學術場域”內部與外部厘清“正反說”的淵源,凸現從整體考察郭沫若的努力;方法論啟示,從文化與文學、史學與文學、中國與西方跨文化研究及跨學科的多種視角、多重關系中,詮釋郭沫若的文化觀,對郭沫若研究的拓展值得肯定;理論闡釋的前瞻性,從創造社的緣起,理論建樹及郭沫若的文藝觀、史劇觀;史論合一的論證模式。2010年發表《20世紀中國文化巨人郭沫若論辯》,既厘清了社會上流行的“政治投機”“文學侍臣”“無獨立研究精神”等污蔑、歪曲,又從正面論證了郭沫若的巨人地位。此外,2015年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李大釗》一書經中央審查通過后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

      五、學術思想總結

      一、重視第一手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我在幾十年的治學過程中始終堅持讀原典,在此基礎上發現前人研究不足或錯誤的地方作為學術研究的切入點。在做郭沫若研究時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多家研究觀點進行總結對比,同時對郭沫若研究輕視原始史料的現象表示不滿。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

      上世紀90年代反歷史主義之風盛行,掀起批判郭沫若的風潮。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反對丑化抹黑郭沫若。擔任《郭沫若學刊》副主編期間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堅持實事求是的辦刊原則,鼓勵學術思想大膽創新,開拓郭沫若研究新領域,使郭沫若研究不斷深入。

      三、善于發現問題,勇于創新的精神

      北大的求學經歷鍛煉了我,“追求真理,獨立思考”的思想在心中深深扎根并伴隨終身。后來的學術研究中始終秉持這種標準要求,發掘學術界前人遺漏之處填補空白,同時又從新角度、新視野來研究學術問題,勇于探索、努力創新。

      總之,做學術研究要有不怕坐“冷板凳”,讀大量原典文獻的準備,更要有正確理論指導,堅持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和觀點,志存高遠、追求真理、勇于創新的精神。

      八十自壽詞:用生命做學問,用心血著文章。

       

                                                                                    

                                      整理時間: 2018.11.12  (編輯  魏紅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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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1日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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