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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風采

      沈伯俊的“三國”人生

      李熙

      2018年12月05日 02:14

      歐陽健
      中華讀書報

      2018年4月18下午5時,沈伯俊與世長辭,享年72歲。4個月后,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沈伯俊評點〈三國演義〉》;此書前言寫于2018年1月,離辭世僅短短的3個月!捧讀這沉甸甸的遺著,回想我們的友情,回想他的學術人生,不由得思緒萬千。

      《三國演義》“第一提琴手”

      我和沈伯俊都做過多年中學教師,1980年都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招考研究人員的考試,分別被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錄取為助理研究員,走上了古代文學的研究道路。1983年4月,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開幕,我攜《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陪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劉冬來到成都。4月14日,四川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譚洛非來青羊宮看望劉冬,我則與隨同的沈伯俊見了面,遂結下了35年的深情厚誼。與會的17省市自治區120余位學者,強烈呼吁成立中國《三國演義》學會,主席團擴大會議議定,由四川(蜀)、江蘇(吳)、河南(魏)三省社會科學院負責籌建。是年8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譚洛非、沈伯俊,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劉冬、歐陽健,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胡世厚、楊海中,組成學會籌備組,制訂學會章程,醞釀理事人選。在籌建過程中,我與沈伯俊聯系密切,合作愉快。

      我1985年10月協助操辦了鎮江第三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之后,10年中沒參與學會的活動,而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沈伯俊成了《三國演義》的“第一提琴手”,聲名日隆。從客觀因素看,《三國演義》文化遺存豐富,與三國相關的地方辦會積極性特高,釀就了《三國演義》研究的空前熱潮。1987年襄樊的第四屆討論會,1988年海口的第五屆討論會,1990年綿陽的第六屆討論會,1991年鐘祥的第七屆討論會,1992許昌的第八屆討論會,都是以《三國演義》學會的名義主辦的。學會掛靠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譚洛非受行政事務牽制,將學會主要事務交付給沈伯俊。而從主觀因素看,沈伯俊責任心強,辦事認真,事無大小,都由他一力操持。《三國演義》學會嚴謹求實的學風與團結和諧的會風,得到普遍好評,沈伯俊功不可沒。

      作為“第一小提琴手”,沈伯俊善于根據主辦方的特長,協商確定研討的重點,保證了會議的學術質量。他在會前提供背景材料,會后寫出學術綜述,從而留下清晰的印痕。透過這一篇篇綜述,可以看到《三國演義》研究者與時俱進的足跡,看到沈伯俊引導《三國演義》研究航向的用心,不啻是《三國演義》研究史的縮影。

      不僅如此,沈伯俊還以有質量的論文,為《三國演義》研究增添自己的份額。他先后發表《論魏延》(《青海社會科學》1985第5期)《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天府新論》第6期)《關于羅貫中的籍貫問題》(《海南大學學報》1987第4期)《論陳宮》(《許昌學院學報》1988第3期)等。隨著研究的深入,沈伯俊將關注點逐漸轉到《三國演義》版本上來,寫出了《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90第6期)《再談〈三國演義〉的地理錯誤》(《海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論毛本〈三國演義〉》(《海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論〈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內江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5期)《〈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簡論》(《社會科學研究》1993年第5期),又親自動手整理了嘉靖本、李卓吾本和毛本。

      足可傳世的沈本《三國演義》

      沈伯俊自我評價道:“在我的《三國演義》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創新意義、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認為是以《校理本三國演義》為代表的幾種三國整理本。”東方出版中心的沈本《三國演義》,是沈伯俊最后的絕筆,代表研究《三國演義》的最高成就,是足可傳世的善本。

      首先,選取毛本作為底本是正確的。《三國演義》有過多種版本,但從創造角度看,龐大的演義系列固系明人構建,但唯有經過清人的修訂、新編、評點,方最終形成四大演義(《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東周列國志演義》《東西漢演義》)的傳世定本,形成了后來居上的局面。其成功的奧秘,實源于歷史資源的共享性。羅貫中不寫《三國演義》,人人都知道諸葛亮;曹雪芹不寫《紅樓夢》,讀者就不知道賈寶玉。賈寶玉是曹雪芹的創造,《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心血結晶。唯此之故,《紅樓夢》的每一個字,都不允許篡改。而毛本《三國演義》之所以能“定”,關鍵恰在于對版本的修訂。沈伯俊概括為修訂文辭、修改情節、整頓回目、削除論贊、改換詩文、重作批評等六個方面,可以說是極其到位的。

      首先是有時代氣息,不像有些新評,“自我作古”。如第一回總評:“這是一個天翻地覆、風云變幻的時代。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燦若繁星的時代。這是一個飽含痛苦又飽含希望的時代。這是一個充滿了變革創新、洋溢著陽剛之氣的時代。這又是一個永遠令人激動、令人緬懷的時代。杰出的作家羅貫中,以自己的藝術方式成功地再現了這個時代,更使它大放光彩,彪炳千秋!”(第1頁)高屋建瓴,縱攬全局,從當代視角回望歷史,以家國情懷釋讀經典,寫得非常漂亮。

      沈本力圖突破毛本“尊劉貶曹”的傾向,強調《三國演義》塑造了一個高度個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并未隨意“貶低”,更未故意“丑化”,這自然是不錯的。但為此掩蓋毛本所做的改動,卻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沈本強調《三國演義》追求國家統一的強烈愿望,也是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第120回夾評道:“經過漫長而曲折的斗爭,三國終于歸一,全國的重新統一終于實現。行文至此,羅貫中已無法抑制欣喜之情。”(第990頁)就有點強人所難。沈伯俊說得非常清楚:“三方爭天下,爭的是什么?爭的是重新統一的主導權。”(前言第7頁)但遺憾的是重新統一的主導權,并沒有落到代表正義的蜀漢一方,而是讓代表惡德的司馬氏奪去了。毛本結末詩云:“鼎足三分已成夢,后人憑吊空牢騷。”沈本夾評道:“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等版本此處均作‘一統乾坤歸晉朝’,只是概括三國鼎立的最后結局,并無哀傷之意。毛本修改為此,意味殊弱。”(第991頁)也無奈地承認了這一點。毛澤東有名言:“非統一于投降而統一于抗戰,非統一于分裂而統一于團結,非統一于倒退而統一于進步。只有這后一種統一才是真統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統一。”(《論聯合政府》)從某種意義上講,三分天下是諸葛亮的決策,三分天下最終被打破了,但統一不統一于進步那一方面,而統一于倒退的那一方面。《三國演義》的悲劇性,不可不察。

      沈本的創新之處,在于用現代文學理論評點人物事件,努力揭示情節單元的來歷,啟發讀者了解其藝術特色,把握處理虛實關系的藝術規律。如第5回“溫酒斬華雄”,總評指出:歷史上的斬華雄本系孫堅的功勞,《三國演義》卻虛構為關羽的故事,并運用側面描寫,步步鋪墊,層層烘托,虛實結合,將關羽勇猛無敵的氣概寫得十分傳神。(第31頁)夾評道:“作品完全沒有正面描寫關羽與華雄交戰的過程,只以眾諸侯的聽覺與表情來反映廝殺之激烈,以鈴響、馬到、擲頭三個動作來表現關羽得勝而歸的氣勢,以‘其酒尚溫’來印證關羽斬華雄之迅捷。寥寥數十字,寫得干凈利落,極為傳神。”(第38頁)做到了在藝術評點上出新,從而把《三國》的藝術鑒賞,提到了新的高度。

      沈本《三國》的最大亮點,是校正了毛本《三國》中包括人物、地理、官職、歷法等方面的九百余處“技術性錯誤”,且直接改正了原文的錯誤,而在書末附錄《〈三國演義〉技術性錯誤校正一覽表》,逐一說明錯誤之處和校改依據,便于讀者對照查閱。這種《三國演義》版本的“校理”,是沈本最受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三國演義》是傳世經典,后人應存敬畏之心;況且所有傳世經典,諸如《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版本,也有很多“技術性錯誤”,難道都可改動原文嗎?

      理校到底可不可行?需要從理論上給予論證。校勘學向有“校勘四法”之說,即對校、本校、他校、理校是也。一般來說,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理校法。但《三國演義》大量“技術性錯誤”,純由作者知識的局限,或一時筆誤,或傳抄刊刻之誤,且存在于《三國演義》多數版本之中,無法通過對校、本校、他校加以改正。面對此種情況,校勘者的選擇有二:要么以“尊重原著”為由,聽任多達八九百處錯誤永遠保留下去;要么出于有益于讀者的動機,不僅指出這些錯誤,而且直接予以糾正。沈伯俊選擇的是后一條。

      可惜的是,沈伯俊沒有尋到論證“理校”合法性的理論,反而放棄了能證明其正確性的說法,這就是他反復申述的“不宜說《三國演義》是‘演’《三國志》之‘義’”論(前言第4頁)。所持的主要理由是:《三國演義》固然以史書《三國志》為主要的史料來源,但同時也大量承襲了民間三國故事和三國戲的內容。殊不知,“演義”之說由來甚久。《后漢書·周黨傳》有周黨“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之句,指斥周黨“夸上求高”,而無才以“演”《春秋》經中之“義”。推而廣之,《春秋》為六經之一,《三國志》則為四史之一。既然《春秋》有“義”可“演”,《三國志》自然也有“演”“義”的資格。羅貫中不滿于《三國志平話》的“瞽傳詼諧之氣”,癥結就在它拋棄了史書之“義”,全憑說話人隨口亂道(即所謂“胡”)。他為新創的小說取名“《三國志》‘演義’”,就是要糾正《平話》的偏頗,以闡發《三國志》蘊含的大義。承認《三國演義》是“演”《三國志》之“義”,就是承認《三國志》是《三國演義》的底本,是《三國演義》的素材來源;因此,以《三國志》為依據來改正《三國演義》人物、地理、官職、歷法等“技術性錯誤”,是完全充分合理的。

      沈本的理校,有許多成功的范例。如《三國演義》第15回末,毛本寫袁術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勛、紀靈、橋蕤,上將雷薄、陳蘭三十余人商議”(第121頁),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今當先伐劉備,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后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即日就擒。”(第122頁)毛本中之“楊大將”,似非正常人名,沈伯俊細檢《三國志·吳書·孫討逆傳》,發現原文作:“后(袁)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勛等將其眾欲就(孫)策……”。古書原無標點,《演義》作者漏看一“弘”字,復斷句不當,將“楊弘”誤為“楊大將”(第1004頁)。這一“技術性錯誤”,從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評本到毛本,竟然錯了幾百年!發現并校正這一錯誤,確實是有功于羅貫中,有益于讀者的好事。

      但對于人名的理校,有時也不能太拘泥。如張飛表字,毛本作“翼德”,沈本據《三國志·蜀書·張飛傳》,改為字“益德”(第994頁),自然有一定理由。但毛氏父子豈能未讀過《三國志·張飛傳》?將張飛改字翼德,是不是考慮到名與字的互相表配?張飛名“飛”,配以那有翅膀的“翼”,不是也很好么?毛氏父子能將孫堅改為關羽,為什么不能將益德改為翼德?

      沈本還有一個問題,固然發現了錯誤,但所改正者或有不妥。如第91回,“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沈本據《二十史朔閏表》推算,建興五年三月無丙寅日,改作“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卯日出師伐魏”(第1042頁);卻忘了天干“丙”與地支搭配,只能有“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丙寅”六種情況,而不可能有“丙卯”。今查《二十史朔閏表》,后主劉禪建興五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丁未(227),其三月初一為丙申,初二日為丁酉,初三日為戊戌;三月能與“丙”搭配的,只有“丙午”(十一)“丙辰”(二十一)。《二十史朔閏表》又顯示,建興五年四月初一為“丙寅”,故極可能是作者看錯。

      不過,這些都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沈本《三國》不失為足可傳世的版本。沈伯俊畢生沉潛《三國》,他的“三國”人生是充實而豐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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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05日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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