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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故事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專題報道

      從體制變革任務看改革開放分期

      胡小文

      2018年12月26日 01:42

      蕭冬連
      北京日報

      對于改革史的分期,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說法,不同的視角可以有不同的分法。從體制變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維度看,我認為中國40年改革開放史可分為三個階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從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從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來進入第三期改革。在我看來,這三個階段無論在改革的議題、方式還是內外環境方面,都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期改革可以稱為“探路”

      所謂探路,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對改革目標模式的探索,一是對改革路徑的探索。改革起步之時,在這兩個方面都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沒有誰能設計出一個改革路線圖。即便有,也不可能取得起碼的共識。我們設想一下,如果1978年醞釀改革時有人提出搞市場經濟,在黨內100%通不過。然而,經歷15年的探索,中國最終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這是怎么實現的呢?

      我們知道,原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改革,不只中國一家,中國也不是最早改革的國家。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所有國家的改革都不算成功,其結局先是無法突破舊體制的硬殼,后是改革失去控制。通過改革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平穩過渡,沒有導致社會失控和經濟崩潰,而且保持了持續高增長,只有中國一家。中國是如何越過臨界點的呢?國內外學者有多種解釋。我認為在諸多因素中,有兩種因素需要強調。

      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而不是“休克療法”,改革的主要方式是訴諸局部試驗,走一步看一步,所有改革都具有實驗性質。在宏觀政策上,采取了以價格雙軌制為核心的一系列雙軌過渡的制度性安排。這種局部試驗、雙軌過渡的改革路徑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某些混亂,但它保留了決策者的糾錯能力,避免掉進全局性的理性陷阱。決策者明智之處,就是放手和鼓勵各種改革試驗,從而激活了各級政府、企業和民間的創新活力。農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城市企業承包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江蘇發展鄉鎮企業的蘇南模式,浙江發展私營企業的溫州模式,廣東發展三來一補、中外合資企業的模式等等,都是地方和群眾的創造。而各種局部性試驗為形成全局性政策提供了經驗基礎,改革的實踐為自身開辟著道路。

      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對外開放的環境。開放本身就是改革,同時開放推動了改革。一則對外開放為中國注入了新的增長因素,二則在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引進了市場化的規則和制度。尤其重要的是開闊了中國人的思路,為中國改革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許多改革的新想法都是在中外交流中產生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一直在向發達國家學習。當然,中國沒有接受任何一攬子解決方案,在借鑒國外經驗時始終堅持了自主選擇的原則,尤其在過渡路徑的選擇上,主要訴諸自己的實踐。

      我們知道,關于改革方向和目標出現了多次激烈爭論,有一段時間幾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會遇到姓“社”姓“資”的質疑。然而,雖然意識形態爭論不斷,改革的實踐卻始終是朝著市場化方向演進的。尤其是農村改革率先突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城鄉個體經濟和私人經濟破土而出、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對外開放格局初步形成,外資逐漸進入中國,這就在原有計劃體制之外發展出一大塊體制外經濟。據統計,1978-199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達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長8.8%,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老百姓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市場化改革的實績為自身提供合理性。中國已經逼近市場經濟的門坎,需要的是有人捅破這層“窗戶紙”。

      第二期改革的主題是“建制”

      為什么把1992年到2012年這20年劃為第二期改革?因為這20年的主題是一個,就是“建制”。也就是遵循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戰略思想和十四大確立的改革目標,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體制框架,引導出市場化和全球化兩大趨勢。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經濟改革從增量轉向存量,從體制外先行到體制內攻堅克難。改革方式加強了頂層設計,但仍然存在一個地方試驗的空間。

      第二期有許多重大改革,如價格市場化并軌悄無聲息地完成;1994年分稅制改革,扭轉了放權讓利式改革帶來的“雙下降”(政府財政收入在GDP中占比越來越小,中央財政收入比重下降)困局,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財力的基礎,并強化了已經形成的地方競爭機制;債券、證券、期貨等市場的發展和1998年中央銀行制度改革建構起較完整的資本市場;還有住房、醫療、教育改革等等。

      然而,真正觸動傳統體制根基的是兩件事:一件事是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制。對數量眾多的國有小企業實行非國有化改制,民營經濟有了一個大發展。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資產重組和公司制改造,并逐步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改變了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而且改變了國有經濟的占比優勢。到2010年時,民營經濟占比達到72%。由此營造了一個產權多元化的市場經濟基礎。另一件事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加快了市場化和全球化進程。一方面,加入世貿組織有助于消除對中國的貿易、技術壁壘和各種歧視性政策。另一方面,倒逼國內體制改革。根據世貿組織規則和中國所作“遵守規則、開放市場”的承諾,從1999年底至2007年底,中央政府制定、修訂、廢止了3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取消實行了50年的外貿權審批制,大幅度地降低關稅。外貿井噴式增長,強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

      在2000-2010年期間,經濟繼續保持了年均10.6%的高速增長,我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這20年既是改革開放紅利收獲期,也是社會矛盾積累期,高速發展付出了重大代價。如生態破壞、產能過剩、結構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等。對于這些問題,決策層并非沒有意識到,但由于沒有強有力的措施和手段跟進,效果不彰。

      第三期改革面臨雙重任務

      2013年以來,中國改革進入第三期。第三期改革面臨雙重任務,一方面,必須解決前期改革和發展中積累起來的矛盾和問題,如生態環境問題、產能過剩問題、結構失衡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等,特別是堅決反對腐敗,整頓吏治,重塑政商關系。另一方面,必須面對與過去30年不同的環境和挑戰。

      從國內看,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持續30年達到或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回落到7%以下,并進入“新常態”。事實上,拐點從2010年就開始了。這說明過去主要以出口和投資拉動增長的方式已不可持續。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很大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面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任務,即從數量型增長轉向質量型發展。

      從國際環境看,中國面對的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大,不可避免地改變了世界貿易經濟版圖,矛盾和摩擦難以回避。美國對華政策的定位從“合作者”、“利益攸關者”轉向“主要競爭對手”,其終極意圖是遏阻中國的崛起。應當清醒看到,中國遇到的挑戰與過去30多年是不同的。但經濟全球化不會逆轉,對此應保持足夠理性。

      如何應對這種變局,考驗著中國人的戰略定力。中央近期反復強調,應當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這是中國唯一可能走的路,沒有別的選擇。40年改革的經驗之一是開放倒逼改革。這一次也完全可能化危為機,轉化為推動國內改革的動力,繼續推進前期沒有完成和沒有到位的改革。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目的是更好更健康地推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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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6日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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