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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研究 理論研究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所有制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沈華

      2018年12月18日 08:42

      胡家勇
      《中州學刊》2018年第5期

      所有制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問題。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所有制理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進展,最大的理論突破是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所有制理論的演進脈絡,對于構筑新時代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改革開放初期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所有制結構上的表現就是“一大二公”,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形成、發展并不斷取得突破的歷史背景,也是理解中國所有制結構變遷的基本前提。

        中國所有制結構的變遷是以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為發端的。一旦打開所有制結構這個缺口,所有制結構便獲得了自我演進的內生動力,并成為推動中國所有制理論發展的現實基礎。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①1982年,發展和保護個體經濟被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改革開放初期,理論界對個體經濟的發展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舉例說:“實踐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一向把長途販運當作投機倒把,這到底對不對呢?山貨土產沒有腿,沒有人長途販運,怎么會自己跑到城里來呢?如果讓山貨爛在山上叫‘社會主義’,販到城里來豐富市場供應是‘資本主義’,這能說是馬克思主義嗎?我認為不能把長途販運和投機倒把等同起來,應當允許長途販運。”他進一步指出:“對于手工勞動,我認為集體所有制經濟甚至個體戶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優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認為全民所有制在任何條件下(比如手工勞動條件下)一定比集體、個體所有制優越,這不是馬克思主義。”②

        個體經濟的發展適應了當時經濟社會的客觀形勢和需要。一是當時有大量的勞動者找不到就業門路,公有經濟部門也提供不了足夠的就業崗位,僅1979年由返城知青形成的失業人口就達到140.66萬人;二是當時城鎮居民日常生活遇到了一系列亟待解決的難題,如吃飯難、理發難、修理難、洗澡難等一直困擾居民,個體經濟在解決這些民生難題上具有天然的優勢;三是個體經濟的發展不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門檻和經營風險較低,適應了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各項鼓勵、引導政策的刺激下,個體經濟發展迅速,到1992年,全國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達1533.9萬戶,從業人員達2467.7萬人,注冊資金達600.9億元,實現產值為926.2億元,營業額為2238.9億元,商品零售額為1861.3億元。

        個體經濟發展孕育著私營經濟破土而出的能量,私營經濟的出現是個體經濟自然演化的結果。私營經濟與個體經濟的基本區別是存在雇傭關系,而個體經濟的發展必然會產生雇工現象。適應個體經濟發展的需要,1981年,國務院適時發布《關于城鎮非農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提出了雇工(當時稱為“幫手”或“學徒”)的政策界限:個體經營戶,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可以請一至兩個幫手,技術性較強或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兩三個最多不超過5個學徒。1987年,雇工政策進一步放寬,當年中央發布了《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除了重申有關個體經濟“幫手”的規定以外,還提出:對于某些為了擴大經營規模,雇工人數超過5人限度的私人企業,也應采取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的方針。這實際上對私人企業雇工人數已經不再剛性限制,給私人資本與勞動力的結合開拓了足夠大的政策空間。

        當然,與個體經濟相比,改革開放初期,私營經濟的發展之路要曲折艱難得多,當時的政策基調是“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③,但私營經濟憑借自己頑強的生命力在暗暗生長。1987年私營經濟的命運開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當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對私營經濟給予了明確的定位,指出:“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④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指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至此,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在《憲法》中首次得到了確認。1988年,全國各地開始私營企業登記注冊工作,1989年年底,全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為90581戶,從業人員為1640051人,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實現產值為974005萬元,飲食、服務業、修理業等行業的營業額為388055萬元,商品零售額為337434萬元。

        改革初期,經濟理論界對私營經濟的發展進行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聚焦于私營經濟的性質和定位以及雇工問題。一些學者談到了私營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兼容性。單東、王政挺認為:“作為私營經濟,其生產資料歸業主所有,雇主獲取剩余價值,對工人有剝削,這是私營經濟的一般性。但是,我國的私營經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中存在的,公有制經濟影響和支配著私營經濟,從而使之有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性質和地位。”⑤王勇指出:“私營經濟是我國現階段經濟中必然組成部分。因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私有制經濟同公有制經濟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經濟聯系,正是這一聯系才構成了國民經濟體系。在市場上,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都是平等的,在他們之間建立了相互依賴的關系,并非只有私有制經濟依賴于公有制經濟的一面。在這個體系中,缺乏哪一個部分都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⑥而對于雇工經營的性質,蔣振明認為:現階段的雇工經營“既為社會或共同體創造勞動者共同需要的價值(稅收、集體提留、銀行貸款利息等),也為私人雇主創造剩余價值。所以這種雇工既具有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性質,也具有資本主義因素”⑦。張木生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農村雇工經營的性質不是其本身所能決定的,而要看人民民主國家為其準備的條件軌道。”⑧

        無論是對私營經濟的性質和地位,還是對私營經濟所涉及的雇工問題,當時的主流看法是,要從整個經濟制度背景,即公有制為主體來把握,而不能僅僅看到其生產資料的私有性質。這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也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理論和輿論氛圍。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還表現為較早打開了利用外資的大門。1982年1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批轉《沿海九省、市、自治區對外經濟貿易工作座談會紀要》,該紀要提出: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大膽利用外資,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1983年,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對利用外資作出了明確的政策規定。1979-198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124.57億美元;1991年,實際利用外資達115.54億美元。利用外資緩解了中國早期經濟發展中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的“三缺口”。同時,外資進入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同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一起,改變了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并為隨后的市場競爭和國有經濟結構調整準備了前提條件和經濟基礎。

        隨著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發展以及公有制經濟主體的多元化,中國經濟中的資本等生產要素日益多元化,數量不斷累積。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本性要求其不斷流動,在流動中不斷重新組合,實現最大化增殖和帶來盡可能多的收入。因此,作為資本等生產要素相互融合、功能互補組織形式的股份制,便在實踐中產生了客觀需要。1986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允許全民所有制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黨的十三大充分肯定了股份制,指出:“改革中出現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國家控股和部門、地區、企業間參股以及個人入股,是社會主義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方式。”⑨

        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股份制是經濟理論界爭論的一個熱點,不同觀點相互交織。1988年在四川自貢市召開了“股份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與會大多數代表認為:“不同財產主體經濟利益的獨立性和差別性決定了它們只能通過股份制這一財產組織形式實現資金的集中使用,并借助于股票的轉移和股金的再投入實現資金的流動。”⑩蔣學模認為:“股份制是同生產社會化和商品化相適應的一種集資形式。它既可以為資本主義企業利用,也可為社會主義企業利用。”(11)厲以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建立和發展股份企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12)對于股份制經濟的性質,多數學者認為取決于總體制度環境和公有股份所占的比例。劉國光認為,只要保持“國家股份為主體”,就能保證股份制經濟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13)也有專家對股份制持保留甚至反對態度,認為,“那種想用股份制實行股份化私有化,要勞動者在持股上產生積極性,然后在股份化上發展資金市場,持股者可以不勞動,而勞動者沒有持股時則由勞動力市場來決定勞動力供求和工資高低的想法和做法,很顯然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本本主義”(14)。

        從實踐來看,1984年至1986年是股份制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時期,一些企業開始沖破地區、部門、所有制的界限,組建多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并逐步從單一的生產技術協作發展到以資金、技術、設備等投資入股,還有一些企業開始明確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改造老企業和組建新的股份公司。1988年是中國股份制發展的另一個高潮時期。1989年年底,中國股票累計發行42億元。1989年到1991年,因國家治理、整頓經濟秩序,股份制由“熱”變“冷”,許多股份制企業又退回去了,大多數股份制企業靠還本付息方式結束了股份制。1991年后,黨和政府的一系列文件都肯定了股份制,并強調試點,中國又掀起了股份制的一個高潮。至1991年年底,中國共發行股票46億元。

        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形成

        從1978年到1990年代初期,中國所有制結構已經呈現出多元化格局,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已是天壤之別,這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所有制理論和所有制改革實踐大發展的重要時期,我們黨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實現了所有制理論的質的飛躍。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其重要理論貢獻是確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黨的十四大指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即“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通過平等競爭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15)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并在所有制理論上取得了新進展,主要體現在:一是突破了“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有益補充”的傳統定位,提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在積極促進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的同時,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經濟發展,并依法加強管理”;“國家要為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二是首次對公有制主體地位作出了說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16)三是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思想,指出:“隨著產權的流動和重組,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將會形成新的財產所有結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文獻首次對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闡述。四是提出了國有股權在公司制企業中所占比例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不能一概而論和一刀切。可見,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已經勾畫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輪廓,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形成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其重大貢獻是正式提出和系統表述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重大飛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凝結了改革開放前20年理論和實踐創新的成果,為后來的經濟體制改革開辟了巨大的空間,其創新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適應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的現實,拓展了公有制經濟的范圍,提出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將混合所有制經濟(包括股份制企業、聯營企業等)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納入公有制經濟范疇,體現了深邃的理論和實踐洞察力。

        第二,明晰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內涵。如何認識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黨的十五大作出了兩個方面的界定:一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它對整個經濟的控制力上。二是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數量界限需要辯證把握。公有資產的數量占優勢是就全國而言的,不同地方、不同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資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優勢。

        第三,提出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進展。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國有經濟的分布領域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即國有經濟主要分布在以下四大領域: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

        第四,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社會主義可以用;股份制經濟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

        第五,進一步突破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補充”的理論,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這就把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高度。

        到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從此,“兩個毫不動搖”方針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文獻中一再被重申,成為處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關系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準則。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將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的高度,指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同時提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黨的十七大在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中首次提出了“平等保護物權”,把“公有物權”和“私有物權”放在平等保護之列,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格局。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營造各種所有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

        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的20年間,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作了廣泛深入的探討,提出了許多重要理論觀點,推動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董輔礽是較早提出混合經濟思想的經濟學家之一,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不能只有公有制經濟,沒有私有制經濟,這樣是不能促進生產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應當是“在保持多種公有制占主導的條件下發展多種非公有制(個體、私營的、混合的私有制等)”,這樣“可以使各種所有制的強點和弱點互相補充,可以較好地解決公平與效率問題”(17)。1990年代初,他用“八寶飯”來形象比喻和描繪社會主義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他說:“社會主義經濟好像一盆八寶飯,八寶飯是以糯米為主要成分的,其中還有豆沙、紅棗、蓮子等食品。雖然,糯米飯是主要成分,但糯米飯本身不是八寶飯。同樣,豆沙、紅棗、蓮子等食品,一樣一樣地單獨地說,各自也都不是八寶飯。……只有把糯米飯、豆沙、紅棗、蓮子等等組合起來,并以糯米飯為主要成分才是八寶飯。”(18)1990年中后期,國有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是經濟理論界討論的一個熱點,這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吳敬璉、張軍擴、劉世錦等在1998年出版的《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他們認為,國有經濟從整體上講之所以缺乏競爭力,癥結在于國有資本在企業、行業之間分布過散,戰線過長,“有限的國有資本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國有經濟‘盤子'”(19)。因此,需要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即“通過國有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在適當收縮國有經濟戰線的前提下,改善國有資產的配置結構和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集中力量加強國家必保的行業和企業,使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更好地發揮作用”(20)。

        三、新時代所有制理論的新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新時代。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稱《決定》);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召開,習近平總書記作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報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重要講話。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和理論創新,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含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第一,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高到新的理論和實踐高度。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21)這就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支柱”和“根基”地位,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促進了中國經濟實力的穩步提升。從資本形成來看,199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28406.17億元,其中公有制經濟為19561.54億元,混合所有制經濟為2007.5億元,非公有制經濟為6718.18億元,其他經濟為118.95億元。201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到606465.7億元,公有制經濟為137967.0億元,混合所有制經濟為220849.8億元,非公有制經濟為225394.1億元,其他經濟為22254.7億元。僅從資本形成來看,已呈現出各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局面,這從一個重要側面說明,中國基本經濟制度是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這一基本制度安排有利于激發各種所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為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和提供廣闊空間。

        第二,混合所有制經濟理論的新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是將對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22)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思想,經過20年認識和實踐的發展,《決定》把混合所有制經濟提高到“基本經濟制度重要實現形式”的新高度,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識的深化。黨的十九大又提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的重要途徑。在實踐中,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途徑日益多樣化,形式更加開放,如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國有資本投資項目,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允許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意味著多種所有制經濟可以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中融合發展,主體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實踐中,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不斷向前推進。2013年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盡快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民間資本推出一批符合產業導向、有利于轉型升級的項目,形成示范效應,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14年7月,國資委選擇具有較好基礎的中國建材集團和國藥集團開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試點。到2017年年底,中國建材集團和國藥集團實施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的企業戶數占比分別超過85%和90%,營業收入分別超過70%和90%。2015年,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發布后,國資委和發展改革委共同在7個重點領域(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開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試點,到2017年年底,確定了3批50家試點企業。前兩批19家試點企業中,7戶已經完成引入戰略投資者、重組上市、新設公司等工作,引入各類投資者40多家、資本超過900億元。截至2017年年底,中央企業各級子企業,包含98家中央企業集團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過2/3的企業引進各類社會資本,實現了混合所有制。中央企業產權登記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6年,中央企業及各級子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由65.7%提高到68.9%,2017年中央企業新增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超過700戶,其中通過資本市場引入社會資本超過3386億元。(23)

        第三,國有經濟改革發展形成新思路。一是強調國有資本的合理分布。國有資本有其自身的特定功能,國有資本只有分布于自身功能領域,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決定》指出了國有資本的五大功能領域,“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明確了國有資本的功能領域,也就明確了國有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國有資本向五大功能領域集中,以此彰顯自己的本質,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控制力。二是提出國有企業分類管理。將國有企業分為公益類和商業類兩大類型。公益類國有企業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考核重點是成本控制、產品服務質量和服務保障能力;商業類國有企業主要分布在重要競爭性領域和技術創新等領域,按照市場規則實行商業化運作,遵循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優勝劣汰,以利潤、資產保值增值和市場競爭力為考核目標。

        第四,構建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的新思路。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從“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轉變,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一是有利于推進國有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使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競爭主體;二是有利于提高國有資本的流動性,促進國有資本在不同領域、地區、企業和項目上流動,實現優化配置,同時規避風險。

        第五,非公有制經濟的新定位。改革開放初期,非公有制經濟的定位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隨后非公有制經濟地位提升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對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一是不僅一再重申“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進一步指出它們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肯定非公有制經濟在支撐增長、促進創新、擴大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強調各類經濟主體的平等地位和“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現代市場經濟競爭規則,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歧視性規定,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同等遵守政府監管規則;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三是廢除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為非公有制經濟開辟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四是著力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在中國,政府官員掌握許多經濟資源的控制權,擁有許可、禁止、檢查、處罰等許多行政權力,在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官員決定著企業的發展空間、經營的難易程度和盈利的水平,甚至生死存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親”“清”二字為處理好政商關系提供了科學準則。

        基于改革開放40年的豐富實踐,所有制問題所涉及的基本要素、理論難點和政策重點都已經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經濟發展階段看,中國經濟已經從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演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經濟發展的復雜程度來看,中國的經濟關系越來越復雜,分工越來越細密,經濟聯系越來越廣泛,各類經濟信息呈幾何級數增長;從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條件看,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增長之路已經走到了盡頭,資源、環境約束越來越硬。從經濟發展的動力看,靠要素投入和規模驅動經濟增長的潛力已基本耗盡,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社會需求看,消費日趨多樣化、個性化,消費者越來越注重產品品質和消費安全,對生態產品的需求日益旺盛。這些新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將對中國所有制形態和所有制理論的演進產生深遠影響,也是我們進一步優化所有制結構優化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依據。新時代面臨新情況和新挑戰,促進所有制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我們需要著重研究以下三個問題:如何科學地理解定位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如何建立起完善的現代產權制度,如何構建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體制機制?如果能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好這三個問題,就能夠為中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發展階段構筑堅實的經濟制度基礎。

        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頁。

        ②黃孟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48—149頁。

        ③在談到當時頗受爭議的雇工問題時,鄧小平指出:“還有的事情用不著急于解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頁。

        ④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7、25頁。

        ⑤單東、王政挺:《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搞活公有制企業的一些理論問題的探討》,《經濟學動態》1990年第5期。

        ⑥王勇:《把私營經濟放在商品經濟的大環境中來研究》,《經濟學動態》1988年第5期。

        ⑦蔣振明:《雇工的一般與特殊》,《農業經濟叢刊》1986年第1期。

        ⑧張木生:《關于當前“雇工”經營的實踐與理論》,《農業經濟叢刊》1984年第2期。

        ⑩楊鋼:《股份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觀點介紹》,《經濟學動態》1988年第5期。

        (11)蔣學模:《評“所有者缺位”論》,《經濟研究》1988年第3期。

        (12)厲以寧:《社會主義所有制體系的探索》,《河北學刊》1987年第1期。

        (13)劉國光:《關于所有制關系改革的若干問題》,《經濟日報》1986年1月4日。

        (14)馬賓:《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動力不是化公為私的股份制》,《經濟學動態》1986年第10期。

        (15)(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458頁。

        (17)張卓元主編:《論爭與發展:中國經濟理論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9頁。

        (18)董輔礽:《經濟體制改革研究》(上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43—344頁。

        (19)(20)吳敬璉等:《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中國發展出版社,1998年,第32、9頁。

        (21)(2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

        (23)《央企混改將拓展廣度和深度 逾三分之二央企已實現混合所有制》,《經濟日報》2018年2月1日。


      作者簡介:胡家勇,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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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8日 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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