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pan id="72s72"><sup id="72s72"></sup></span><ol id="72s72"></ol>
      <track id="72s72"></track><input id="72s72"></input>

      <acronym id="72s72"></acronym><ol id="72s72"></ol>
      <ol id="72s72"></ol><track id="72s72"><i id="72s72"></i></track>
    2. <span id="72s72"><sup id="72s72"><nav id="72s72"></nav></sup></span>

      <span id="72s72"><sup id="72s72"></sup></span>
      經濟研究 理論研究

      新發展理念與現代化經濟體系

      沈華

      2018年12月26日 09:40

      劉偉
      《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第4期

      一、新時代與新發展

        黨的十九大對中國發展有一個新的方位把握,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推動我們進入新時代的很重要的一個變化是社會經濟的變化。根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在新時代有了新的特點,這些新的特點推動了社會經濟基礎的演化,而經濟基礎的演化推動了上層建筑的變化。這種歷史變化使得整個社會有了新的時代性的特征。所以我們說進入新時代特別重要的推動力在于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之后多次講的,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

        新常態有很多特點,比較突出的特點是發展水平不一樣了,約束發展的條件不一樣了,在發展條件變化的基礎上我們面臨的任務、挑戰和機會也不一樣了。習近平總書記把這一系列不同概括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

        新常態首先是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起點。2007年底,我國GDP總量達到了82.7萬億人民幣,比改革開放初期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大概提高了34.5倍。在將近40年中,GDP平均每年的增長率在9%以上,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們打破了二戰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人創造的二十年持續高速增長的“神武景氣”,也打破了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韓國創造的三十年持續高速增長的“漢江奇跡”,這是很不得了的。這使我們國家的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82.7萬億人民幣折算成美元大概是12萬億,在全球GDP當中我們占了15%左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GDP占全球的1.8%,當時在世界上排在10名之外。我國經濟總量從2010年開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又從2010年的11%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15%。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來說,占全球1.8%排在10名開外和占全球15%排在第二,它對于世界經濟的影響以及世界經濟對它的影響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有一句話“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這句話背后有經濟、政治、文化、軍事一系列發展的支撐。從經濟來講,一個重要的支撐就是中國經濟占世界的比重從1.8%上升到了15%。并且,十九大報告中還有一句話“國內生產總值穩居世界第二”,不單是世界第二,而且是穩居世界第二。從2010年開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我國還在不斷縮小和美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之間的差距。美國去年18.7萬億美元GDP的總量,占全球的24%,排在世界第一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GDP占美國的6.3%,現在是61%。這說明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當中,不僅我們經濟規模的絕對量在擴張,我們和世界第一之間的距離也在顯著縮小。兩國經濟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程度與以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是中國經濟格局在四十年發展中的巨大變化。

        以上是經濟總量和結構,以下再看人均GDP水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均GDP約為250美元。我們當時從這個水平出發,提出到20世紀末人均GDP翻兩番,達到或接近1 000美元。那個時候中國人均GDP代表的發展水平是世界上的貧困國家,也就是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國家。1998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折算成美元達到世界銀行劃定的國際溫飽線。2010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換算成美元達到了世界銀行當時劃定的上中等收入的起點線,也就是跨越了溫飽階段。從2010年以來,我國人均GDP進入了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2017年我國人均GDP約為6萬元人民幣,在改革開放初期四十年中平均每年增長8%以上,這比總量平均每年增長9%來得還困難。人均GDP是中國的短板,中國人口多,中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2%。過去四十年中國人口總量增長了大概41.3%,但同期人均GDP能保持平均8%以上的速度遞增,這是非常不容易的。2017年人均GDP折算成美元約為8 800美元。2017年世界銀行調整劃分標準,人均GDP1.22萬多美元以上屬于當代高收入國家。現在世界上有70個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在4 055美元之上是上中等收入國家。現在世界上有54個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在1 025美元以上是下中等收入國家,也就是溫飽國家。現在世界上有54個下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在1 025美元以下是當代低收入國家,也就是貧困國家。現在世界上有36個低收入國家。中國現在人均GDP約為8 800美元,按大的階段我們屬于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判斷經濟發展階段的時候曾經明確指出,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發展階段邁進的過渡期。

        從世界排序來說,2016年中國人均GDP約為8 200美元,在214個國家和地區里排在第93位,估計2017年變化不會很大,應當還是在93位上下。

        從人均GDP的水平看,我們從貧困出發,克服了貧困,跨越了溫飽。這四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理論、政策、經驗、實踐上給世界提供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什么?就是告訴世界如何擺脫貧困。在這一方面,我們做出了讓全世界尊重的成績。

        如何擺脫貧困是二戰之后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發達國家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發展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主流發展經濟學在理論上和政策上提了很多方案和設計,但總體上來說不成功。大多數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設計的方案的國家并沒有成功擺脫貧困,而且大多數國家雖然有短期的發展,但是它們的發展往往很難持續。并且,雖然很多發展中國家有所增長,但是它們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中國的經驗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對于如何走出貧困的陷阱,中國給出了更具說服力的回答。

        有人質疑中國的發展,認為中國經濟有增長但并無實質性的發展。研究經濟學的都知道增長不等于發展,增長主要是數量擴張,發展則是質量提升、結構轉變和升級。中國有明顯的數量擴張,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發生了深刻的質量和結構變化,比如中國的產業結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業勞動就業比重是70.5%。在世界上36個最貧困國家當中,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為72%。貧困國家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結構落后,傳統效率低的、勞動生產率低的產業占大比重,傳統農業占的比重大。四十年之后,現在中國公布的農業勞動就業比重是28%。工業化水平從程度上進提高得非常快,工業制造業的規模在進入新常態以后超過了美國。現在從規模上講,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制造業國家。十八大以來,第三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當中的比重已經超過50%,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是最為突出的。所以,從三大產業的關系來看,雖然我國提出要到2020年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但是我們的經濟結構已經具有了向后工業化時期結構演變的特征。

        和這種產業結構變化相適應的,社會組織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城鎮化率在改革開放初期約為17.8%,現在按戶籍人口算超過了40%,按常住人口算超過了58%。無論從哪個指標看,中國都進入了經濟發展史上30%到70%之間這樣一個城市化率加速發展的時期。城鎮化的結構提升最深刻的基礎是產業結構的變化。和這種發展相適應,中國人民的生活質量發生了深刻變化。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恩格爾系數是63%,城市恩格爾系數是58%,城鄉平均在61%左右。恩格爾系數在60%就是“赤貧”。從恩格爾系數看,當時中國是“赤貧”狀態,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現在城鎮恩格爾系數是26%,農村是28%,都降到了30%以下。恩格爾系數在30%到40%之間是寬裕狀態了。恩格爾系數的變化反映出消費結構的提升,說明我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中國在這40年里既有經濟顯著增長,也有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推動中國發展進入了新的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講“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解決了舊問題就會有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時代是出卷人”。不同時期總有不同歷史時期的任務,它給你出題目。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有一個時代提出的歷史任務。改革開放在已經過去的時代解決了如何擺脫貧困的發展難題。進入新時代,我們當然有新的基本發展問題。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們現在面臨的新的發展難題,也是政治經濟學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對于如何打破貧困的循環、跨越“貧困陷阱”即馬爾薩斯陷阱確實有經驗值得認真總結,但是我們跨越過來之后在新時期面臨的新問題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個偽命題,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從歷史上來看,70個高收入國家在發展歷史上達到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從上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階段平均用了12年零4個月。這70個高收入國家中有20個人口大國,即人口超過1 000萬的國家。人口大國在這個階段平均用了11年零9個月。可是,在這70個高收入國家當中,真正的發展中國家只有13個,其他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實現這種跨越。有的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在貧困陷阱里難以自拔,到目前為止36個國家還是低收入的窮國;有的雖然克服了貧困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下中等或上中等),但不像前面高收入國家一樣經過平均12年零4個月跨越這個階段,而是長期跨越不過去。這種現象后來被人們概括為當代的“中等收入陷阱”。20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十幾個國家達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跨越不過去,到現在四十多年了,人們稱之為拉美漩渦。“華盛頓共識”之所以被西方學者提出來,剛開始是給陷入“拉美漩渦”的國家開出的藥方。20世紀80年代東亞,“雁陣模式”中居頭雁之后的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也達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到那之后跨越不過去。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這些國家承受不住,經濟大規模倒退,三十多年了仍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因此被稱為“東亞泡沫”。“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最初就是2006年世界銀行的一批專家總結分析東亞泡沫時概括得出的。又如20世紀90年代西亞北非的一些國家,像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突尼斯、也門等也達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到了這里之后跨越不過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這些國家也承受不住。這些國家大多產業結構單一,以石油等自然資源的出口為主,過度依賴國際市場,靠出口需求拉動,過度依賴外國資本,在世界金融危機的打擊下經濟陷入了深刻的危機和動蕩。在經濟衰退的基礎上長期積累的一系列問題,諸如政治問題、宗教問題、文化問題、社會危機,綜合在一起,到現在,這些國家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二十多年了,不僅跨越不過去,而且動蕩什么時候結束也很難講,被人們稱為“西亞北非危機”。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先后出現的“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發生的時間不同,國別地區不一樣,表現形式也不一樣,但是根本原因是共同的,就經濟發展來說就是進入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不了,國家就長期滯留在這個陷阱中,社會經濟不穩定,經濟沒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國家、社會本身存在著大量的治理赤字、動蕩、混亂甚至是災難。

        中國也進入了上中等收入階段,現在面臨著機會和挑戰。從機會來說,70個高收入國家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平均停留12年4個月,大國時間還短一些,平均11年9個月。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占全球的22%。中國能不能在中等收入階段停留的時間再短一點,用十年或略多的時間跨越過去?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是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的,用十年或者略多一點時間正好是2020年或者稍晚一點。2020年是我們全面實現小康目標的節點。為實現全面實現小康目標,我們提出來GDP總量和城鄉居民收入要翻一番,GDP總量翻一番達到90萬億,約為18萬億美元,接近美國現在的水平。當時我們講的是城鄉居民收入,但城鄉居民收入是分配結果,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的前提是生產翻一番。2010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約為3.4萬元人民幣,翻一番是6.8萬元人民幣,按2010年的匯率換算剛好1.2萬美元,接近當代高收入的起點。如果中國2020年決勝全面小康目標實現了,那么我們就從2010年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以后,用大概十年或者略多一點的時間實現了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所以,為什么叫“決勝全面小康”?因為我們現在就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現在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根本任務。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經濟規律掌握我們現在發展的主要問題,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根本任務,也是我們的機會。這個機會不是理論上的杜撰,而是有客觀歷史根據的。70個高收入國家大概用了十年或者略多一點的時間完成了這個歷史跨越。現在這個機會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能不能把握住?有機會就有挑戰。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就是很好的證明。所以,現在我們確實面臨著一個新的歷史機會和新的歷史性挑戰。在這種新時代、新發展的背景下,我們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再用過去的那種發展方式顯然不行,不適應新時代的新變化。為什么有的國家跨越過去了、有的國家跨越不過去?就是因為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以后,一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威脅和貧困陷阱威脅的時候是不一樣的。發展方式必須根本改變,不改變就不具有跨越能力。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們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

        二、新發展理念與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在經濟進入新常態、適應新變化的背景下,我們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創新主要是解決在新條件下經濟發展新動能的問題,即從過去主要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轉變為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驅動。協調主要是解決均衡增長和協調發展的問題,特別是結構性矛盾和克服短板的問題。綠色主要是解決發展和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開放主要是解決新條件下內外聯動的問題。共享主要是解決為什么發展的問題。共享是發展的動因和繼續發展力量的動力和源泉,是對共同富裕的追求。

        現在提出新發展理念,是對新時代問題變化的歷史回應。進入了現在這個階段,約束經濟發展的條件和過去比是系統性的變化而不是碎片式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兩大類,一類是需求端,一類是供給端。供給端最大的變化是過去供給側要素成本低,這是我們的國情也是核心競爭力,現在這個國情發生了根本變化,核心競爭優勢發生了根本轉變。

        一是勞動成本。過去勞動力很便宜,現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放慢,新增勞動力的增長速度放慢,人口老齡化趨勢開始顯現,人口紅利的窗口開始關閉,勞動力成本上升。二是土地和自然資源成本。過去經濟規模小,土地和自然資源供應充分,價格便宜,現在越來越貴。三是生態環境成本。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程度低的時候能自我進化、自我平衡,其承載力很強;現在經濟達到一定規模以后,生態環境在很多方面的承載力已經到了上限或者極限。這就要求治理生態環境,治理就要增大投入,投入成本國家要承擔,企業要承擔,每個人及家庭也要承擔,整個國民經濟的成本會因此而提高。四是技術進步成本。貧窮的時候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式就是模仿。模仿是最經濟的,也是最有效的,現在可以模仿的基本模仿完了。接下來再要求由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主要涉及的就是核心技術了,而核心技術是模仿不來的,要靠自主研發。自主研發投入大、周期長、不確定性大、風險大、成本高。勞動力成本、土地和自然資源成本、生態環境成本和技術進步成本,現在和貧困的時候、溫飽的時候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的。只有轉變發展方式,從過去主要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拉動增長,轉變為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拉動增長。如果轉變不過來,成本消化不掉,就會形成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短期里社會不穩定,長期里經濟競爭力下降,缺乏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整個經濟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還有一方面的條件變化是需求端。在貧窮的時候,需求端最大的特點是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經濟短缺、到處排隊甚至搶購,現在經濟發展了、體制變化了,在需求端最突出的是需求疲軟和相應的產能過剩。短缺對消費者是很苦惱的事,消費者的選擇受到嚴重限制,但是短缺對于生產者來說是非常幸福的事,因為不用考慮銷路。正是這種短缺刺激了80年代和90年代生產企業的迅速擴張。這種局面到現在已發生了根本性逆轉。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過去短缺的家用電器和傳統的家庭消費品開始出現過剩了。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產能過剩更加明顯。2008年產能過剩進一步深化,不僅家庭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出現過剩,投資品也開始出現產能過剩。在這種情況下,發展方式必須轉變。過去是只要生產出來就有人要,靠擴大規模迅速發展;現在需求飽和、疲軟、產能過剩,就不能再靠規模擴張取勝,而要靠質量改善、結構調整來適應市場需求疲軟的現狀,以競爭力供給端的完善和提高來滿足需求疲軟的市場環境。發展方式如果不轉變就意味著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在市場上就很難生存,進入停產、破產程序的企業就會增加,就有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高失業。

        如果這個階段發展模式不轉變,而供給端已經發生了變化,形成成本推動的高通脹,需求端也已經發生了變化,形成需求疲軟下的高失業,那么,高通脹加高失業就意味著遍地都是干柴,稍微有個火花就可能會出現燎原大火。因此,這時候我們必須轉變發展方式。

        轉變發展方式就得有新的理念,所以我們提出五大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下的新變化要求我們對新發展的目標、輪廓、總體戰略布局有新認識,因此我們就提出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在克服“貧困陷阱”的發展階段,中國發展總體目標的設計、總體規劃的引導是GDP。GDP這套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聯合國在20世紀60年代系統推出并標準化的。這套體系出來之后,資源配置從微觀變成了宏觀的科學體系,使得國民經濟核算系統性、深刻性、科學性提高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所以薩繆爾森說它是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制度發明。中國核算體系用GDP是鄧小平同志的一個偉大創舉。過去中國核算體系用的是蘇聯物質生產平衡表、工農業生產總值。在理論上,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不承認西方的GDP,不承認服務業的生產性。在實踐上,我們過去長期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都不可能成為目標規劃的核心指標、引導性的指標。進入新時期以后,我們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提出了迅速擺脫貧困的雄心勃勃的增長計劃。這個增長計劃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是怎么確定的?1979年,鄧小平同志接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正芳問,如果中國要有現代化的計劃,要有一個指標,用什么可以體現?鄧小平同志說用GDP這個指標。當時人均GDP約為250多美元,我們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是20世紀80年代先翻一番,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翻兩番,實現初步小康;第三步是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均GDP趕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鄧小平同志說,他要感謝大平正芳提出了好的問題,迫使他思考這個問題。之后我們以GDP作為核心指標體系制定了我們的發展計劃,先到2000年翻兩番,結果1997年時提前三年實現了。我們再提出到2020年再比2000年翻兩番,2007年又提前三年實現了第一番。然后我們再修改,2020年不是較2000年翻兩番了,是比2010年再翻一番。我們現在處在再翻一番的過程中,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中國從不承認GDP到1987年全國開始實行GDP核算體系(1985年在山西等個別省試行用GDP統計、核算)。我們在理論上突破了過去的禁區,融入了世界。在實踐上,我們圍繞GDP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現在看來確實是超前實現了,帶動了中國擺脫貧困。

        但是,現在發展總體戰略目標如果還是過于強調GDP,可能就和新時代的新變化相沖突了。強調GDP有四大局限。一是強調數量,忽視結構。GDP雖然把投入產出表、資金流量表、資產負債表和國際收支表等匯合在一起,反映了一定的結構,但是在最終結果上,GDP作為國民經濟增長和發展目標強調的主要是數量而非結構。一個國家發展的實質轉變是結構的改變,一個國家轉型真正的困難在于結構轉型,經濟真正的發展困難在于結構矛盾和結構轉型。用GDP制定發展規劃在結果上強調了數量擴張,但容易掩蓋、忽視結構性轉變的矛盾和發展要求。二是GDP是以年度核算的一個流量而不是一個跨年度的存量。這就有一個問題,我們用GDP體系核算和規劃經濟增長的時候,可能使我們過于強調短期年度的經濟活動,而忽視跨年度的可持續性財富和資本的積累性經濟行為。例如,在一條河上架橋。今年架這個橋要付出勞動,這些勞動都創造了GDP,無論是生產法、收入法都計入當年的GDP當中。第二年再炸這個橋,也得付出勞動,生產炸藥、施工、運輸,以及炸這個橋付出的所有勞動形成的價值要計入第二年的GDP。第三年再修,第四年再炸,十年后這條河還是這條河,最后一看財富積累是零。不僅是零,修修炸炸消耗了很多資源,還影響可持續發展能力。這是GDP很大的問題——它是以一年來制定目標的,容易使經濟行為短期化。三是GDP反映市場經濟活動,反映不了非市場的經濟活動,因為那些活動沒有價格、沒有準確的市場交易價格,無法核算,可是有大量人類經濟活動是市場失靈而社會又需要的。比如家務,家務不進入市場交易,家庭是不可分割的基本單位。恩格斯講得非常清楚,家庭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連接的基本經濟單位。基本經濟單位是不可分割的,家庭內部成員的經濟往來不能是買賣。家務耗費了很多勞動,沒有交易怎么計入GDP?還有軍隊、警察、官員的服務也是如此。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有三次經濟普查,每次普查的數據比按正常統計制度統計的GDP都要大出來一部分,也就是有遺漏。第一次普查93%的遺漏出現在服務業,這就是那些漏掉了或者估算不準的部分。更要緊的是,不能被GDP反映的還有人們根本沒有納入腦海和視野里的部分。比如說有一些市場失靈的領域,市場不能反映社會需要。GDP只核算市場的資源配置活動,市場根本不能反映的經濟活動就容易被忽略,從而形成短板。四是綠色GDP。這是一個很好的理念,但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綠色GDP納入國民經濟核算的實踐,因為操作起來很難。GDP的統計是加項,創造多少收入加在一起;而綠色GDP是減項,一場地震、霧霾要減掉GDP,一個物種滅絕了也要減掉GDP。市場價格很難準確反映這些情況,但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確實存在這些情況。

        新發展理念是指導思想,是發展的哲學,與之相適應的是提出的目標,即“五位一體”的目標。發展理念和指導思想通過什么途徑、方略付諸實踐?這里最重要的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里講的“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里面講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們闖過關口的迫切要求,是實現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提法和短期的一時之舉,而是我們闖過關口的歷史性要求,是國家實現發展的戰略性的目標。

        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包含什么?黨的十九大報告里沒有講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具體內容,講的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要體現三個方面的要求:發展、改革、開放。一是發展,包括創新驅動、企業發展、產業發展、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等一系列的發展規劃。二是改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形成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重點是企業產權制度和市場自由競爭制度,排除壟斷,推動財政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形成宏觀審慎的雙支柱。三是開放,指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帶一路”支撐下的內外聯動發展。

        具體的現代化體系包括哪些體系,在十九大報告里沒有進一步概括。但是,2018年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討論現代化經濟體系專題,表明了黨中央對現代化經濟體系問題的重視。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現代化經濟體系在十九大報告原則基礎上做了進一步闡述,講了現代化經濟體系包含七大方面。

        (1)創新引領、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企業競爭力,特別是造就一批世界一流的產業,在改進、優化產業結構、產業升級等一系列基礎上建設現代化的產業體系。

        (2)在培育市場主體、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推動民營企業發展、加快國有企業混改、提高企業競爭力、完善企業產權制度、推動市場價格改革、提高資源流動的自由度、提高競爭的充分性、清除各類壟斷壁壘等基礎上構建現代化市場體系。

        (3)在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當中考慮到包括激勵、效率、公平等因素在內的體現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的基礎上形成現代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

        (4)貫徹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中國城鄉區域發展體系。

        (5)人和自然和諧發展,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綠色發展體系。

        (6)在新時代新的全球化條件下形成新的全面開放格局、新的國民經濟開放體系。

        (7)堅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基礎上,構建一個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

        上述七大方面構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要內容。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個實踐的命題,它必然伴隨著實踐不斷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同時又是一個創新的命題。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們落實“五位一體”、實現“五位一體”新的總體布局目標的要求。“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目標的要求是新發展理念的體現。堅持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與貫徹新發展理念,一個是具體實踐的途徑和基本方略,一個是指導思想、理念要求。這是實踐和理論的統一、實踐方略和指導思想的統一。

        三、現代化經濟體系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既然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是闖過關口的迫切要求、實現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基本方略,那么如何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黨的十九大報告里講得很清楚: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來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

        什么叫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俗地講,就是以改革的辦法從供給側入手解決國民經濟發展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改革是關鍵的一招,以改革作為基本辦法或者動力,從供給端入手,解決國民經濟發展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什么構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有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國民經濟現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供給側,而問題的成因主要是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所以從供給側入手解決它的結構性矛盾,是針對中國現在的主要問題以及問題的深層原因而提出的。這是一個方面的理由。我們講中國現在經濟問題有宏觀問題也有微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把微觀層面問題概括為三大失衡,即實體經濟內部供求失衡,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結構性失衡,房地產泡沫化與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結構性失衡。我國過于依賴房地產業帶動增長,房地產業聚集了大量的資源包括土地資源和各方面的資本,風險也在增大,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壓力在上升。這是三大微觀領域里的或者市場運行方面的失衡。這三大失衡主要問題本身就是供給問題,而問題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結構性矛盾。這是微觀層面。宏觀層面的失衡突出的特點是雙重風險并存。一重是成本推動的高通脹的壓力。通脹潛在壓力很大,主要是成本推動的。現實的CPI不高,是因為需求疲軟賣不動。一旦需求活躍,潛在的成本就可能變成顯性的物價。另一重風險就是需求疲軟導致的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需求疲軟、內需不足、“三駕馬車”當中的出口受挫,國際經濟復蘇步履蹣跚,我們自己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情況都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確實有很大的下行壓力。固定資產投資過去平均每年增長23.5%,高的時候有30%甚至40%的增長速度,但是2013年以后增速降到了20%以下,這幾年甚至降到了15%以下,2017年是10%左右,民營資本投資增速甚至只有2%。消費需求也不樂觀。按說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正常增長14%—15%沒有什么問題。我們人口多,每年新增人口消費量就不得了。但是,這幾年出現了問題,消費增速降到了10%左右。這些問題導致我們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

        這樣的宏觀問題,即潛在通脹和經濟下行的雙重風險并存,帶來兩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一是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確實有了新的歷史特點。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宏觀經濟失衡大的劃分是三個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到1998年6月份,除了中間個別年份外,這個階段主要就是需求膨脹、經濟短缺、物價上漲,所以會形成搶購風潮。我們有三次物價搶購風潮都是在這個階段出現的:第一次是1985年,CPI達到了9.3%;第二次是1988年,CPI達到18%;第三次是1994年,CPI達到了24.1%。每一次具體原因各不同,但根本原因是經濟短缺、需求膨脹,稍有風吹草動人們就搶購。那個階段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緊縮,收緊銀根、緊縮財政、控制赤字,把流通中的貨幣管住,防止出現通脹。第二個階段是1998年到2010年年底。這個階段和之前不同,不是需求膨脹供給不足,而是需求疲軟產能過剩。1998年出現消費品的過剩,2008年出現投資品的過剩。1998年是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是世界金融危機。我們從1998年開始放棄了將近二十年的宏觀經濟緊縮政策,第一次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擴大需求保證增長、穩定就業。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宏觀政策力度加大,我們加了兩個字改了兩個字,提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10年以來,我國進入新常態,現在潛在通脹和經濟下行同時發生了,類似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的“滯脹”。這兩個問題同時發生時,需求管理就有了嚴重的局限,對需求既不敢緊縮也不敢擴張。單一失衡的情況容易應對。第一階段發生通貨膨脹就緊縮需求,第二個階段發生經濟下行就擴張需求,而現在是兩個情況同時出現,既不敢全面擴張也不敢全面緊縮。全面擴張需求有利于遏制經濟下行但卻會加劇通脹,可能把潛在的成本推動通脹喚醒;全面緊縮有利于防止通脹,把通脹遏制在潛在狀態,但是會加劇經濟衰退。本來需求就疲軟,再緊縮需求經濟就更不景氣,失業的問題就更大了。現在,需求管理的局限性在這種新失衡面前凸現出來了,于是我們就提出從供給端入手。

        從需求端入手不僅有局限,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這些失衡和風險的深層次的原因是在供給端。需求疲軟、經濟下行是需求端的問題嗎?表面上是這樣,但是深層原因不是資本和貨幣的供應量不夠,不是購買力不夠。M2的存量現在是160多萬億,相當于GDP的200%多,宏觀貨幣環境并不緊。企業融資渠道是通暢的,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直接融資境內境外都有通道,間接融資國有銀行對它們是信任的。問題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端,而是供給端創造力不夠、創新性不強、產業升級動力不夠。沒有新項目、新產品,沒有有競爭力的投資機會,若強行擴張就只有低水平的重復,即劣質產能的擴張。所以,投資需求增速放慢,固定資本形成放慢,說到底是供給端的創新不夠。有人說民營企業融資難,因為是民營。這是有可能的,但是原因很復雜。民營企業多為小企業,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全球性的難題。如果民營企業做大了,融資并不一定難。如果民營企業或者混改企業有好的投資項目,融資也不難。說到底最基本的是有沒有創新力。

        消費需求疲軟的問題不在需求端。“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速和GDP同步。我們GDP這幾年平均增長7%以上,城鄉居民收入平均增長8%以上,農村還快一點,說明消費需求增速放慢不是需求端的問題,不是購買力增速落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的問題。問題還是在供給端。生產出來以后,從實物形態上看質量差、結構不合理、不安全,老百姓有錢也不買。說到底這不是消費者的事而是生產者的事。供給側創新力不夠,沒有引領和激發人們應有的消費行為,抑制了人們的消費,無法擴大消費空間。這是個大問題。

        產出還有一種就是貨幣形態。馬克思講生產關系的全過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供給就是生產,生產到消費之前有一個分配,分配不合理肯定會影響交換和消費。如果國民收入高速增長,但是國民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把大量的錢給了少數人,消費受生理限制,越有錢的人消費傾向越低;大多數人貧困,想花錢沒有錢,越沒有錢越不敢花錢,對未來沒有信心。這樣就很糟糕,經濟高速增長,分配兩極分化,大部分人想花錢而沒錢所以不敢花錢,少部分有錢的人錢花不出去,這樣整個國民經濟消費傾向就降低了,消費需求也就疲軟了。

        可見,宏觀經濟出現問題,內需不足,投資需求疲軟、消費需求疲軟,深層的原因主要還是供給端的問題,是供給端的結構性問題,抑制了應有的提升空間。總之,中國經濟現在的微觀中的三大失衡以及宏觀中的雙重風險形成的深層原因都是供給端的結構性失衡,所以我們選定從供給端入手用深化改革的辦法解決這些矛盾是切中當前中國問題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就是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個切中了我們現在的問題。這是一個方面的理由。

        還有一方面的理由,即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地解決我們現在深層次的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管理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兩點。首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著力點是生產者,需求管理針對的是消費者。我們現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生產者這一方。生產者至少有三個層面。一個是勞動者。人是第一生產者,要提高人的素質,我們現在叫提升人力資本,目的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黨的十九大報告里講我們要培育千百萬知識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有現代產業素質產業文化支撐的勞動者,我們要弘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產業工人要得到尊重。十九大的報告特別強調勞動生產率。生產者的第二個層面是人和生產資料的結合。這是指企業。十九大報告里明確講兩個一流,一個是要造就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企業,一個是造就培育世界一流的軍隊。企業和軍隊都要打仗,一個是在市場上打,一個是在戰場上打,打仗就沒有第二。生產者的第三個層面是企業和企業的集合。這是指產業。我們要提高產業素質、優化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結構的高度。生產者至少包括這三個層面,即勞動者提高勞動生產率、企業提高企業競爭力、產業完善產業結構和提高產業素質。這是供給側改革和需求管理不同的地方。各國開始形成共識,強調政策對生產者的影響,回到生產者一邊。出現這個潮流不是偶然的。關注生產者,因為這是競爭的核心。我們從這里入手是解決根本問題的要求。

        需求側和供給側另外一個不同是政策的落腳點不同。需求管理的落腳點是總量效應,通過影響消費者、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和預期,最后影響總需求,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供給側改革不一樣,其最后的宏觀效應是結構效應,而不是一般的總量。因為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是生產者的效率。效率提高不是體現在總量擴張,而是體現在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化上。區域結構變化是因為區域之間的效率不同,產業結構的變化是因為產業之間的效率不同,同一個產業內部的產業組織結構變化是因為同一個產業當中企業之間的效率不同,這樣就形成了國民經濟的區域結構變化、產業結構變化和市場結構變化等一系列結構變化。所以,結構變化是效率的函數,效率變了結構才變。而我們的供給端管理的著力點和出發點就是提高生產者的效率。最后的效果就要觀察經濟結構發生了什么變化。

        供給端入手的出發點是生產者的效率,落腳點是國民經濟的結構效應。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微觀上的效率問題、宏觀上的結構問題。所以,構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問題在供給端,另一個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解決問題。

        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中求進的宏觀總基調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需不需要需求管理?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都有供給和需求兩端。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可能強調需求管理或者強調供給管理,但是這二者之間不是割裂的關系,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相互聯系的統一體。不能因為強調一定時期的供給側為主線就割裂或者忽視、放棄需求管理。恰恰相反,這兩者要統一,否則要出大問題。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比如我們現在放棄了需求管理,需求失控會出現兩個情況。一個情況是需求過熱,經濟發展速度空前加快,需求迅速膨脹,帶來的宏觀經濟環境就是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這個時候企業生產者就不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在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是因為需求出問題了。需求疲軟賣不動,企業只能提高質量,在需求疲軟的市場環境下贏得生存。在宏觀上雙重風險并存的條件下,總需求管理無論是擴張還是緊縮都有局限,只有從供給端入手協調這個問題。需求疲軟才迫使我們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如果是需求膨脹就失去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市場環境和要求了。

        還有一個極端,現在需求過冷、過于疲軟、市場蕭條,出現高失業。這樣就無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等最大的困難是職工怎么辦。如果現在失業居高不下,那么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等于雪上加霜。

        如果需求失控,或者需求過熱不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或者需求過冷不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意味著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環境一定要穩定,要有適度的需求管理,使經濟能夠保持適度增長。如何確定經濟增長速度?要求既不導致經濟過熱帶來嚴重的通脹,又不導致經濟過冷、經濟下行帶來嚴重的失業。這種宏觀經濟環境才能夠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否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窗口就會關閉。

        我們圍繞著需求管理要實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可行的宏觀調控政策,要制定一系列的內在聯系、協調的宏觀經濟指標。首先,要確定一個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和有控制的通脹率水平。按照我們這些年的經驗分析,經濟增長不超過7%時,CPI不會高于3%左右。要確定增長速度,還要確定失業率的承受力。按照中國目前的經驗,要城鎮失業率穩定控制在4.5%以下每年大概需要1 300萬左右就業機會。按照這些年的中國經驗,1 300萬個就業崗位要求經濟增長不能低于6.5%。進入新常態以后,政府工作報告每一年增長目標都在6.5%到7%之間。這個目標范圍是考慮通脹不超過3%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要控制在4.5%以內而確定的。

        這個指標基本鎖定了之后,財政政策、財政赤字、貨幣政策、M2增速、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速就基本上生成了。總需求的增速一旦控制住之后,適度經濟增長以及和這個指標相關聯的通脹和失業這些最基本的宏觀經濟指標就有了需求管理方面的宏觀政策的支撐。需求管理要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相應的機會、平臺。

        短期還要和長期的增長相聯系。短期增長目標不能背離中長期發展目標的要求。我們現在有一個中長期的目標,即2020年決勝全面小康,2020年GDP總量比2010年翻一番。十年翻一番要求平均年增長率約7.2%。由于前些年的增長速度不止7.2%,今后兩三年的時間只要不低于6.3%就可以實現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因此我們現在定的6.5%到7%的增長速度,是既考慮了短期增長的通脹和失業目標的要求,又考慮了銜接中長期發展目標的要求。

        穩中求進是我們宏觀政策的一個總基調。穩就是經濟增長要穩,不能大起大落。大起則通貨膨脹,大落則嚴重失業。進就是結構性改革,因為結構性改革是長期的。沒有穩就不可能有進的窗口,但是沒有進就不可能長期穩。不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單純靠短期宏觀政策強行實現的穩定只是暫時的。深層次的原因不解絕不可能真正實現持續發展的穩定要求,這二者之間是緊密聯系的。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進的方面,這是供給端;宏觀調控主要是穩的方面,這是需求端。所以,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從方法論上來說就是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有機統一起來而不是割裂開來。這種統一不是沒有重點,也不是相互割裂、非此即彼、相互替代,而是有機的整體。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統一意味著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控的統一,意味著短期調控和長期調控的統一。

        五、穩中求進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穩中求進是政策的總基調。政策要有效實施就要有制度基礎,制度框架是治理經濟政治社會的根本。為什么有的國家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創新滯后,就是制度方面的完善能力弱,主要是經濟、政治、法律制度。

        首先是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創新。現代化要求以市場化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使市場在競爭性的資源配置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化要完善、深入、充分,同時發揮政府的有效調控作用。市場總有它的短板,關鍵是要解決政府與市場的統一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經濟制度不完備,市場失靈,政府越權越位替代市場,市場競爭就可能失效。如果市場失靈需要政府補短板的領域,政府卻沒有能力,就會形成政府和市場雙失靈,既無競爭性的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也無有效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對社會發展的協調,就會使社會的公平和效率準則受到嚴重破壞。

        市場化不夠,經濟體制出問題,和它相聯系的法制化肯定滯后,因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是轉型的重要內容。法制本身和市場化相比就有滯后的一面。法在哲學上要體現一定的保守主義,法不能變化太快,要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成熟性。大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現象共識程度比較高了才能上升到法律制度的認同上。如果市場化滯后,那法制就會更加滯后。法制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私權賦予、公權約束。法制對市場競爭主體企業的權利、產權等要保護,對公權,特別是政府的權力,行使過程要規范。所以我們叫保護私權、規范公權,用法學語言來說就是私權賦予、公權約束。如果法制化落后,市場主體的產權和競爭權利得不到保障,公平競爭得不到保障,那就沒有真正的競爭,風險不對稱、責任不對稱、權利不對稱、利益不對稱,既無動力也無約束,既無秩序也無效率,競爭就混亂了。如果對政府主體公共權力的運用缺少民主的監督和法制的約束,就會導致公權的濫用,這個社會的法制化就會受到根本的否定。

        如果是經濟制度和法制同時落后,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私權被踐踏、公權不受約束,企業就難以獲得機會、項目也難以通過公平市場競爭獲得。由于市場失靈,越是稀缺的資源就越不是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配置,權利掌握在政府及政府官員手里,企業要想獲得資源就需要找政府談判,勸說政府官員把機會給他,最有效的談判手段就是“尋租”,就是權錢交易。這就是腐敗。權錢交易沒有公平競爭,也無效率,資源配置根本不按照效率原則進行,不是在公平競爭當中誰的效率高就配置給誰,而是按照腐敗指數,誰“尋租”力度大就給誰。結果,既無公平又無效率,社會就既無穩定也無可持續成長的發展,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議,特別提出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在市場化基礎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議,把市場化所要求的法治化提高到新的歷史階段。

        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共同的一點是這些國家“尋租”腐敗極其普遍、嚴重。其根本制度原因是市場化不夠,法制化不夠。要推動經濟改革市場化,推動法治化建設,就要有社會政治力量代表廣大人民,凝聚社會進步力量和發展意識,才可能戰勝現代化進程當中既得利益和傳統特權的阻力。這就要求有政治體制改革、政治制度建設、政治治理的能力,要有一個政治核心來領導,凝聚、團結形成有效的國家政治治理,最大限度地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減少阻力,推動市場化、法制化進程。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政治上基本上是一盤散沙,沒有這個核心,沒有這種框架,政治治理赤字非常大,要么是獨裁,要么是專制,要么是分裂,根本沒有現代政治生活框架。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中國的政治領導核心、中國的政治治理體系的關鍵在黨,這是歷史也是現實更是未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十四個基本方略第一條是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最后一條是全面從嚴治黨,首尾呼應。黨是全面領導的執政黨,本身就要從嚴治黨,兩者在邏輯上是一致的。中國的政治核心、凝聚力、政治體制改革、國家治理核心就在于黨,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和特點。

        所以,圍繞全面實現小康貫徹“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進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僅是一個有深刻內在聯系的整體,而且“四個全面”是穩中求進、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沒有“四個全面”,改革發展就沒有根本的制度保障。穩中求進做不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沒有經濟環境、經濟條件上的可能和必要,因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就不可能推動,進而新發展理念就實現不了,我們就闖不過中等收入陷阱。

        “五位一體”是對過去單純以GDP為中心的目標的歷史性補充和發展,是新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五位一體”的總體目標,需要有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就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需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貫徹穩中求進總基調就需要一系列制度創新,即“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新時代、新發展、新發展理念、“五位一體”、現代化經濟體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中求進總基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有內在的邏輯關系;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要理解、發現和把握經濟事物內在的邏輯聯系,把這種邏輯聯系從理論體系上闡述清楚。


      作者簡介:劉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

      2018年12月26日 05:41
      552
      新制度經濟學視野下信用信息范圍法治化研究 WWW.8899R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