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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哲新聞 理論研究

      誰撥轉了盛唐書法

      趙慶秋

      2019年04月16日 08:36

      王福州/中國藝術研究院
      光明網-《光明日報》

      初唐書風傾尚細瘦妍美之態,歐、虞、褚、薛楷書四家風行,“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楷法已嚴重影響人們的創造精神并束縛人們的創新思維。從唐太宗直斥蕭子云書法“無丈夫氣”,到張懷瓘再批王羲之草書“無丈夫氣”,再到李邕怒斥“似我者俗,學我者死”,盛唐適宜的文化環境和土壤,接力演繹、闡釋并創造著書法標準化和個性化間的張力,這樣的歷史的區間里,李邕的貢獻便在于把書法抒情達性功能和表情藝術特性具象化,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已有的王羲之風格之外,建起一種更為煌赫博大的新范式。

      書史是由歷史和后人書寫的,唐代書風變遷是否肇始于李邕,其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如何確證,都難下定言,至少唐代書家史家諱莫如深,張懷瓘在其《書斷》中只字未提,竇蒙也將李邕屏于品外,有意回避,他們都低估了李邕改革探索的引領意義,疏忽了對其書法實踐和價值的認識,這樣的偏見甚至影響到后世。但時間終還歷史以公正,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在《試筆·李邕書》中言其“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后來蘇軾、米芾等名家也開始關注并習研其筆法,李邕行書的藝術價值逐漸獲得認同,成書于北宋晚期的《宣和書譜》贊曰:“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更謂之“書中仙手”。元代趙孟頫為李邕筆力傾倒,“每作大書,一意擬之矣”。清代以至晚近,李邕聲譽漸高,臨習取法者日眾,王文治以詩稱贊:“唐代何人紹晉風,括州象比右軍龍。云麾墓道殘碑在,萬本臨摹意未慵”,高度肯定了李邕在書法史上的杰出貢獻。

       

      豁達雍容的時代映像

      書法風貌與其時的人文思想和社會環境緊密相連。李邕生活在開元天寶年間,此時的盛唐,以其大氣磅礴的胸襟兼容異質風采,南亞的佛學、醫學、音樂、美術,西亞的教派、建筑藝術,西域的藝人和東鄰的僧侶,咸聚長安,大唐的首善之區遂成為遐邇聞名的世界級大都會,而整個社會無論外在形式還是內在精神,也都在追求與時代同步的氣勢。書法有初唐和中唐四家,詩壇有四杰,李白的詩、張旭的草書和裴旻的劍代表帝國文學、藝術和劍術所能達到的高峰,象征著盛唐的青春與自信。書法藝術在走向峰巔之際,誕生了標準楷式——楷書,一大批楷書名家登上舞臺,姓名熠熠生輝,奮發向上、勵精圖治的時代精神催生書法變革,從楷書到草書,唐人的尚法情致和浪漫情懷,最終在狂草中淋漓盡現,支撐書法抒情功能的草書,也發展出了最純粹的形式——狂草,它美妙的線條近乎樂舞之美,將抒情推向極致。

      公元655年九月,長安宮廷發生一件震驚天下的大事件,后代史家皆以不同腔調反復講述:唐高宗李治的顧命大臣褚遂良堅決反對武昭儀出任皇后,以舍生取義的勇氣和擔當,寫就自己的誠實正直。所謂“字如其人”,楷書自誕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杜絕茍且,唐楷書家大都具有端方正直的品格,作為君主操行記錄者,同時也是最高統治者的監督者,褚遂良耿介真誠的聲名,早就人所共知,作為書法家,他倡導書家要有自家風骨與性情,在“二王”籠罩的局面下,褚遂良敢于開宗立派,其品德高潔的內在性格和氣質表露于書法,自然格局剛正,一派風神硬朗和清勁絕俗,其節操一如他的楷書雍容大度、端嚴雄渾。楷書為法帖,人品為楷模,褚遂良書品與人品互補互彰,成為尚法精神的旗幟和唐代書法文化的標志。

      褚遂良去世十八年后,李邕來到這個世界上,耳濡目染著優良的文化生態。初唐虞體和歐體風靡,到初唐末期,書法理論大家孫過庭提出,書法和文學一樣,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李邕以一流書家的敏銳性和責任感率先響應,從大千世界汲取生命和運動形式之美,化作碑帖筆墨語言。今天我們可以斷言,正是張旭的草書和李邕的行書共同支撐起盛唐書法的殿堂。觀李邕行書,喜勁健者可從中看到金石趣味,好婉約者可從中品味到柔美風致,尚玄思者還可從中感會玄學精髓。以有法之字抒無羈之心,悠然的線條寄托性靈和生命,李邕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著“字如其人”和“風格即人”的藝術風格,如張丑《管見》所言:“北海始變右軍行法,其頓挫起伏奕奕動人”。

      李邕書法暗合盛唐奮發向上的浪漫主義情調,自覺踐行書法要“抒情達性”的藝術主張,他在行書中找到了表現自己精神哲學、性靈內涵和理想旨歸的恰當形態,情懷雅韻寄托于筆墨,剛正脾性融匯于線條,風神俊郎展現于格局。經李邕改進發展的行書,行草中融入篆籀筆意,將折釵股和屋漏痕等自然之勢運用于書體,突破了王羲之手札書法的規范,并將鐘王攲側取勢的形貌向前推進一步,呆板的垂直線和平行線有意變為斜勢,似攲反正,峭拔奇崛而又保持平衡的美感,展現無遺。

       

      剛健雄強的人格氣象

      盛唐繁榮首先體現在文化,張懷瓘在《書斷》提出“情境感化理論”,盡管并不系統,仍常被歷代書家截取引用,和孫過庭的書德論融合,形成較為完整的“書教理論”,成為中國人品讀書法的內在心理響應,最終融入中華文脈,影響民族的思維和性格。縱觀中國書法史,如果沒有官方背景,或特殊身份,書法技藝超群而無獨立人格和思想品格,忽略與上層溝通,就難以進入主流視野,也很難得到主流評價體系的關注和認同,作品更難流傳后世。

      毋庸置疑,李邕在藝術上的“反叛因子”根植于內心,其人格氣象表現于格局,就是痛快地宣稱“似我者俗,學我者死”。初唐以后,王書為正統正宗,許多書家一承舊習,須臾不離,李邕對此深惡痛絕。藝術創作區別于一般的物質生產,萬不可模式化、標準化和集約化,作品應當追求才情、個性和獨創。“時運交移,質文代變”,二王風靡之際,李邕潛沉潮底,浪潮到來時,敢于逆流而上,遂以嶄新風貌獨步唐代書壇。李邕的嘗試和努力,首先是改進行法,一改王羲之傳統行書的結構模式和溫潤閑雅的情調,代之以荒率雄渾、游弋奔走和攲側端凝,為改進盛唐書風吹響號角;其次是改進楷法,自唐太宗李世民作《晉祠銘》《溫泉銘》至懷仁《集王圣教序》,倡導以行書入碑,李邕率先在行書領域進行探索,倡導碑帖互融,帶頭以行楷入碑,生發楷書上的創造,突破初唐歐虞褚筆法、神韻和墨彩畦徑,從生活和自然之中尋找靈感,構建自己的藝術語言和樣式,最終引發草書變革,直至狂草異軍突起,終于成為盛唐書法藝術的撥轉者。

      李邕有著嫉惡如仇的性情,因此不容于眾,結果屢遭貶斥,同時代的盧藏用稱他“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關鍵時刻敢于挺身而出,甚至敢與皇帝論短長,可惜被奸相李林甫羅織罪名,飲杖而死。對歷史文獻細加梳理發現,李邕算得上歷史上第一個賣文鬻字收入最多的作家,他早年家無厚積,《舊唐書·李邕傳》載:“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李邕的才氣和率真讓當朝名流大家為之仰慕,更深得著名學者內史李嶠和監察御史張廷珪的賞識,同向朝廷推薦,遂被詔為左拾遺(諫官)。李邕不但能文養士且重義愛士,在括州刺史及淄、滑二州刺史任上,一力興利除害,留下很多佳話,贏得包括李白、杜甫兩位唐詩雙子星的首肯和贊譽。盡管對年輕后生態度過于矜重,史上還有李白《上李邕》的回敬詩流傳,但無損李邕慧眼獨具、辨才識能和胸襟寬闊,他善于聚攏后輩才學,贏得晚輩與之交心,因此才有了天寶四年歷下亭設宴雅集,與高適、杜甫、李之芳等縱飲暢談,說古論今,讓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的佳句流傳不朽。

      李邕的眼界也闊大非凡。初唐四家法度森嚴的藝術格調,必然要適應盛唐書風變革的大潮,“通變”才是書法藝術的本質規律和唯一出路。在唐代開元、天寶年間,李邕遍學北朝書家用筆之長,吸納北方書體筋骨取勝的審美理念,為將來的變革做著各種準備,據粗略統計,從開元元年(713)到二十七年(739)的二十五間,李邕共完成碑刻20通、銘贊2品、書帖2部,書法風格個性突出,傳承脈絡清晰。李邕以碑頌、碑刻知名天下,并且是史上撰文碑頌數量最多的書家,深厚的碑學基礎和帖學功底使其運指不落窠臼,顯露縱勢、奔突、荒率之生氣,昭示初唐以來少有的藝術魅力。明代董其昌盛贊其書法“北海如象”,清代馮班則稱“李北海如俊鷹”,李邕的人品、情操和他扶搖摶風的行書藝術,喻之為象和俊鷹確然并不為過。

       

      明快豪放的書法意象

      李邕的行書藝術沒有引起唐人重視,這要歸咎于正統書史觀讓與李邕同時代的人的見識受到嚴重束約。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李邕和顏真卿,宋代書法將走向何方。

      李邕行書恪守正統,以王羲之書法體系為參照和起步的原點,重視從自然尋找靈感,消化提煉并轉換為自己的筆墨,最終開創出一整套表達體系,開拓出一片新天地,在王羲之高峰旁側又矗立起更加巍峨的峰巔,于王羲之韻致流美的殿堂外,建起更加雄渾堂皇的王宮。書法藝術是書家內在心理品質的依憑,李邕為人一向剛正率性、不拘禮節,體現于書法必然是勁健雄渾、明快豪放和荒率奔突,成為嚴酷現實中個性壓抑的痛快宣泄。李邕喊出“似我者俗,學我者死”,堅定地表明自己在書法上的鮮明書法意象,毫不猶豫地與各種流派和大家拉開距離,開宗立派并引領潮流。

      李邕的書法,在審美上拒絕邯鄲學步,他生活的盛唐,整個社會充滿勵精圖治昂揚向上的精神,藝術審美崇尚雄健有力、豁達雍容,初唐流行的妍美書體和細瘦書風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唐玄宗書法喜好又與太宗相左,對李邕而言,筆法取二王,碑帖、銘贊功底扎實,行書碑味濃郁,不化妝、不修飾、不做作,以縱勢、奔突和荒率有別于法度森嚴的“初唐四家”,直率地表達胸臆,抒情達性逆流而上,引領了當代書潮大勢。受盛唐審美驅使,書法被視為大道,是不朽盛事,從大自然汲取最精粹的意象,創造震撼心靈的筆墨形式,使觀者心靈在藝術欣賞共鳴中得到純潔、凈化,促進人性的復歸、升華,社會風俗亦得移易。李邕書法沒有拘泥于成法,把書法作為抒情達性的表現手段,防止技存道失。作于唐開元十八年的《麓山寺碑》,筆法上跳出中鋒、側鋒之爭,運筆力克枯干露骨,以指運書寫,改變單純捻指,最大程度豐富指的推、壓、抵、轉等動作,審美張力陡增;用筆層面超越六朝王僧虔倡導的“心圓筆直”,變荒率為沉厚,變攲側為端凝,追求溫潤意象,變豐腴為臃腫,追求“粗而能銳,細而能壯”之境界。相較于二王書法,李邕的字雖少了江南式的含蓄與空靈,卻陡增了蒼茫強勁,以其銘石之正氣彰顯人格之自信,暗合蓬勃向上之盛唐氣象。

      李邕的書法,在筆法上拒絕千人一面,強調自家特色。初唐學書無不依遵鐘王,至盛唐取法變得豐富,如張懷瓘所倡導,書法創造的根本是“法象”,把握大千世界的精髓,從物象汲取靈感。“仆今所制,不師古法”,《葉有道碑》作于李邕括州刺史任上(717年),三年之后在淄州刺史任上又創作了著名的《李思訓碑》,兩件早期書作結體俊逸,筆畫瘦硬,頓挫起伏,奕奕動人,受《集王圣教序》影響,王字筆意若隱若現,但絕非王體的復制臨摹,筆態自如,自成一格。欽州遵化縣尉任上(727年),李邕又創作了《端州石室記》,三年之后再作《岳麓寺碑》,天寶年間書《李秀碑》,至于特別值得贊賞的《法華寺碑》,則作于唐開元二十三年,李邕年過花甲。這些后期作品,氣息近似小王,實則不同,雖為行書,用筆全系楷法,落筆嚴謹,運筆緩中帶急,意如太極,書藝老到,日臻化境,如石濤所評:“隨筆一落,隨意一發,自成天蒙。處處通情,處處醒透,處處脫塵而生活。自脫天地牢籠之手,歸于自然矣”。

      李邕身處初唐和盛唐書風轉變的關鍵點,行書受初唐歐、虞、褚等楷家影響,雖師法二王,并不為囿,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囊括萬珠,裁成一相,尊同朝先賢,向魏碑學潑辣,從北碑摹雄壯,參柳公權、懷素瘦硬圓勁,循唐太宗、孫過庭、杜牧豐潤飽滿,運筆圓,字形方,方圓互用,猶陰陽互藏。因為圓,就有了圓潤、中和、灑脫的韻味;因為方,就有了陽剛、勁健、揚厲的美感。《李秀碑》立于唐天寶元年,李邕時年68歲,“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李邕仍不斷擺脫熟膩,追求“窮變態于毫端,合情調與紙上”,此碑結字修長,實有瀑布飛掛之勢。《任令則碑》作于唐天寶四載,李邕已是71歲的老人,作字橫毫入紙,盡顯雄渾浩蕩風采,即便是轉折,始終筆不離紙,在點畫內完成提按頓挫過程,筆調老辣之極。書法是韻律化的藝術,如張懷瓘所言,乃“無聲之音”,是凝固的音樂。李邕碑刻運筆無論快慢疾徐、遲重凝澀,皆痛快淋漓、毫不遲暮,通篇韻律貫穿,彰顯書家獨特的藝術情感與審美理想。

      李邕的書法,在結體上拒絕故步自封,中唐書法含有碑味的書體被時風所庇,晚唐又陷于萎靡。張懷瓘曾痛陳“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盡于心”,對自然觀察不夠細致,把握不夠準確,筆墨就難以暢情如意地得到表達。李邕一改“橫平豎直”傳統,突破孫過庭《書譜》中所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中宮擺放自有丘壑,行書突破“平正”追求“險絕”,同樣達到有態有勢,而非“弩不得直,直則無力”。

      李邕書法憑借扎實的碑帖功底,結體、行氣、布勢承繼北碑余緒,結字上松下緊,中下部緊收,字形隨勢右傾,一如雜技藝術,體勢拗峭平衡,脫離唐楷矩矱,伸展的筆勢拓展了空間,起筆的方折碑味十足,去妍美汰輕佻,呈現李字特有的磅礴氣勢與開張氣象。著名的《李思訓碑》結字取勢頎長、奇宕流暢,骨力潛藏于風神,形于點畫之間,行筆翩翩自肆,秀勁縱逸,妍麗中展現雄強。歐陽詢《結體三十六法》中有“相讓”原則,“字之左右,或多或少,彼此相讓,方為盡善。”李邕此碑通篇布局則一反常態,銳意新奇,左不讓右,左大右小,頭重腳輕,字形上寬下窄,呈現壓迫感,取勢險絕;夸張變形,氣韻生動,經營結構時,突出主要筆畫,實現藝術變形,將本應長方或正方的字,寫成左右伸展的橫匾狀,樸拙立顯,憨態可掬,如劉熙載所言:“李北海書多得異勢,然所恃全在筆力”。

      李邕書法的結體極具特色,活變筆法,姿態隨之變化多端,初學右軍行法,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如果說王氏父子的行書“雄秀”,李邕行法則可稱“雄強”,以行書入碑,遍學北朝書家的用筆,擺脫重拙,展現荒率雄沉與桀驁不馴。王羲之的行書風格,被李邕以陽剛雄健和執拗不馴的藝術格調改造,呈現氣節和骨力,盡顯北方書體的剛正,展示盛唐的人格氣象和精神面貌。其次是注重造勢,以奇為正,方有韻致、態度,武術講求“長拳短打”之訣,視短為長,短中見長,移喻書法,就是筆短意長,李邕字形欹側得勢,然而并未過度,亦非虛張聲勢、怒容駭人、劍拔弩張。第三是注重章法,李邕尤其講求字里行間的行氣,內心有意,外表無意,字的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應,筋脈相連,絕無安排、推讓、刻意、雕琢之痕,一氣貫注,神不外散,恰如園林藝術“相地合宜,構園得體”。

      誰撥轉了盛唐書法,探討這一話題的實質,是對書法形態進行綜合考證,包括文化生態、書法特質、內在境界等,從而使書法史話語擺脫不得要領、不得真髓的“鑲邊”窘境,由此發現盛唐書法的“內美”,找出書法史變革的真正動力源。研究盛唐書法至少應該關注兩個要素,一是書法傳統,二是人格精神,緣此我們不能不對李邕刮目相看。楷書在唐朝達到全盛,經過盛唐的貞觀之治,又有同時代張懷瓘、孫過庭兩位書法理論大家的映照,李邕才有可能在唐代第二次書法變革中脫穎而出,順應盛唐時代精神,適應書法審美形態的流變趨勢,樹起與姿媚相抗的審美標桿。同時還應注意到,視野寬宏、深謀遠慮的李邕絕非把書法當個人興趣愛好,更沒有將書法拘泥于技法層面鉤沉爬梳、照貓畫虎,而是將氣節、操守、德行等熔鑄于書法文化之中,如同三國時曹操的書法用心和西晉王導渡江逃難時衣帶卷藏書法經典的故實,國脈與書脈在胸,成為李邕政治韜略中永不中斷的紅線,剛健雄厚的高尚人格由此成就。是故,謂予李邕為盛唐書法的撥轉者,當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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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16日 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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