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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哲新聞 理論研究

      概念史研究的中國轉向

      趙慶秋

      2019年04月23日 02:41

      孫江
      《學術月刊》2018年第10期

      “中國史學何以落了伍?1949年,齊思和在《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一文開篇如是追問道。齊思和認為,“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學,無論在質或量方面,皆遠不及中國”,而近百年西洋史學之所以超過中國,“不但是由于西洋歷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個西洋文化進展的結果”,西洋的政治、經濟和科學的進步“對于史學發生了空前的影響”。①時過近七十年,重溫齊思和之問,筆者關心的要點不在于“中國史學何以落了伍”——史學是否有進步與落后之別大可討論,而在于這種落后的焦灼感并非個別的一時現象,如果以百年為單位來審視的話,可以說具有共時性的特征,是一種全球化與本土化張力關系的反映,是時人思考和實踐“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從全球范圍思考,進行地方性實踐——的產物。

      回顧以往的歷史敘事,美國歷史學家特萊恩·斯托恩諾維奇(Traian Stoianovich)認為存在三種歷史敘事樣式:古希臘“訓誡的歷史”(exemplar history),包括中國對“傳統的敬畏”(traditional piety)18世紀以降“發展的歷史”(developmental history)以及以社會史為代表的“功能-結構的歷史”(functional-structural history)。②在中國,1980年代中葉興起的社會史研究雖然欠乏理論自覺,但提示了歷史學發展的一個新方向。1990年代興起的學術史研究雖然令人對本應成為學術常識的這一“顯學”感到費解,但內含了重審近代的可能性。當世紀翻開新的一頁,關于近代知識的研究悄然勃興,就其犖犖大端,有制度、學科、觀念、新名詞等,出版了若干相關的研究論著。③論者在討論19世紀中葉以降西方知識在東亞傳播和再生產的過程時發現,一些譯自西方的概念,借用德國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說法,既是東亞“近代”出現的標志(Indikator),又是影響其進程的“要素”(Faktor)。④概念史既是亞洲各國自我主張的依據,亦是理解他者的橋梁,同時通過概念史研究還可以從“現代性”(modernity)的角度展開與西方的對話。以下,本文首先考察概念史在中國興起的緣由,繼而梳理德國概念史的基本理念和源流,最后討論概念史方法在中國運用的問題。

      所謂近代,如果不避粗糙而取其最大公約數的話,是指時間、空間、人群以及秩序等由“雜質性”邁向“勻質化”的過程。微觀史學大家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在《奶酪與蛆蟲》一書中談到16世紀末發生的一樁無法按以往標準歸類的異端事件。原來,伴隨古騰堡印刷術所帶來的新知識的普及,異端梅諾喬(Menocchio)腦海中的舊知識和新知識發生了齟齬,他抨擊教會,稱愛鄰人比愛上帝更為重要。⑤知微見著,金斯伯格揭示了由混沌而清晰的歐洲近代知識發生的契機,這種知識經過一百年左右的發酵,在1800年前后其輪廓清晰起來。概念史研究的先驅布魯內爾(Otto Brunner)稱之為“門檻時代”(Schwellenzeit),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則將其命名為“馬鞍時代”(Sattelzeit)的開端。⑦

      晚于歐洲一百余年,19世紀的中國和東亞在歐風美雨的浸淫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時代更替,固有的知識無法對應新時代,新時代在揚棄以往的知識體系。1873年,李鴻章奏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⑧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儒者憧憬中國,甚至有儒者從日本橋遷至品川后會高興地說:“離唐土近了二里”;從芝口搬到河崎后則說:“離中華近了一點”。⑨明治維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文明開化”,為解決財政危機,突然宣布廢除舊歷法而改用新歷法:18721213日為187311日。其后很長一個時期,官方和民間各過其年,有道是城里過“明治的正月”(新歷)、鄉下過“德川的正月”(舊歷)。上述中日兩國發生的事象揭示了在舊與新、東與西碰撞下同時代人的恍惚。

      對于近代知識由雜質而勻質、從混沌到清晰的變化,歐洲學者的研究異彩紛呈。法國“年鑒學派”通過心性史、社會史之考察,展示了近代前夜——中世紀晚期蠕動的多種變化;德國布魯內爾的“社會史”和孔茨(Werner Conze)的“結構史”旨在究明社會變動的內在結構;在英國,“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研究揭示了特定語境下歷史轉折的契機。無論是關注深藏在變化表層之后的結構,還是關注人心中的情感、信仰、思想,抑或關鍵時點上的轉折,學者們試圖揭示“近代”緣起的秘密。

      東亞的近代凸現于19世紀,但早在大航海時代、東西遭遇的16世紀末,東亞世界即已醞釀著變化的契機。就中國看,其后400年間的知識遷徙似可概括為:“宋學西遷”“西學東漸”“東學入中”和“借鑒蘇俄”等樣式。

      “宋學西遷”既是實在的事實,亦為抽象的比喻,泛指中國知識對西方的影響。16世紀末以降耶穌會士將中國知識陸續傳到歐洲后,引起了不同的反應,影響了18世紀啟蒙思想家思考自我和他者的方式。⑩歐洲人驀然發現在自身的文明之外還存在另一種不同的文明,激起了對東方/中國的想象,也正是在此時,耶穌紀年出現了公元前與公元后的區分。即使在19世紀,來華西人傳播的知識仍然對歐洲人有著重要的影響。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儒教與道教》是至今為論者稱道的名著,但細看其所征引的二手資料,為什么韋伯會接受高延(De Groot J.J.M)關于異端迫害的論述,而非更有詮釋力的艾約瑟(Joseph Edkins)的宗教研究,是值得深思的問題。(11)400年間斷斷續續生產的西方人的東方論述構成了今日東方主義的濫觴。

      與中國知識西遷相對,“西學東漸”上起于16世紀以降的耶穌會士,繼起于19世紀的來華西人,東漸的西學知識在東亞產生了因與本土知識碰撞而發生的變化:“解構”(deconstruction)和“轉位”(dislocation)。西學知識的再生產重塑了東亞人的自他認識,開啟了中國、日本、韓國等建設近代國家的歷程。這種再生產不單單在中西之間發生,來自近鄰的中介作用近年也受到論者的關注。正如“鴉片戰爭”后中國發生的巨變和漢譯西學知識對日本近代轉型起到作用一樣,“甲午戰爭”后中國知識人驚覺明治維新的成功,大舉東渡,移植日本化的西學知識(包括來華西人傳播的中文西學知識),這可謂“東學入中”的知識往返。(12)盡管晚清官員和士人不乏抵制東學入中者,但大都淹沒在“東學”的大潮中。(13)如果說,大眾化、商業化的“東學”推進了近代知識在中國的普及和再生產的話,“新文化運動”及繼起的“借鑒蘇俄”則呈現出近代知識強勻質化的趨勢,在近代知識的意識形態化和政治運動中,蘇聯化的西學知識成為導引中國革命的航標,最終龐雜多義的西學化為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需要贅言的是,本文所說的“西方”并非本質主義意義上的“西方”,不消說西歐與東、中歐的差異歷歷在目。日本亦非本質主義的日本,所謂明治日本有以英國為師的“文明開化”,還有排斥英國、取法德國的帝國構想。而韓國身處特殊的近代情境——疏離中國后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為理解東亞近代知識的往返提供了另一個觀察的視角。反過來看,近代語境下本質主義的他者理解與對自身的本質主義的理解密切相關,論者可以從中西、中日、中韓、日韓等二元對立的構圖上對亞洲的近代加以詮釋。

      對于中國“近代”的輪廓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加以深描,概念史方法無疑是當下需要借鑒的一種方法。十余年前,有論者對筆者倡言的中國概念史研究提出疑義,(14)這種擔心不無道理,恰如當年梁啟超或其他晚清士人將來自日本的“概念”曲解為“大概想念”一樣,(15)盡管有不少學者如方維規(16)、陳建守(17)以及馮凱(Kai Vogelsang)(18)等先后對德國概念史進行了介紹和評論,但各種誤解似已蔓延,有“大概想念”重來之勢。概念史研究環繞著兩個揮之不去的影子:洛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觀念史”和以波考克(J.G.A.Pocock)、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等為代表的劍橋政治思想史。論者對概念史與觀念史方法的區別似不在意,如《東亞觀念史集刊》一名,這和林毓生主導的“公民社會基本觀念”研究以及金觀濤、劉青峰的著作的影響不無關系。(19)馮天瑜嫌“語義學”/“歷史語義學”(Semantik)不夠中國化,生造出“歷史文化語義學”。(20)李宏圖受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試圖勾連德國概念史與劍橋學派的影響,將“劍橋學派”視為概念史研究的一脈,因而受到方維規的批評。(21)本來,觀念史(history of idea)和概念史各有出自,觀念史將觀念視為“常數”,雖然一個觀念可以用來表達不同的歷史形象,但觀念本身沒有發生實質變化。(22)斯金納批評觀念史沒有“真正的歷史”(genuine histories)(23)基于中國學界對概念史存在誤解之問題,對概念史內涵實有必要作一番梳理。

      概念史是德國的學術傳統,但是,作為德國學術傳統的概念史亦非一成不變,現在人們目為概念史研究的標志性成果——8卷本《歷史性基礎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歷史辭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與主編之一科塞雷克1970年代以降闡釋的概念史有不小的差別。2002年科塞雷克說道:“我的概念史研究與《歷史性基礎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歷史辭典》這一龐大研究課題緊密相關。這部辭典30多年前(1972)開始出版,而其理論和方法論思考是我40年前就已闡釋的,這至少對我來說成了理論上的束縛。一方面,為了推動《歷史性基礎概念》這一共同課題,嚴格遵守理論設定是必須的;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概念史理論卻在不斷變化。”(24)一方面,為了推動《歷史性基礎概念》這一共同研究課題,必須遵守事先約定的規范;另一方面,科塞雷克自身的認識在不斷深化。這就是說,雖然1960年代初科塞雷克與另外兩位主編布魯內爾、孔茨(Werner Conze)確立了大辭典的編纂方針,但在漫長的編寫和出版過程中,科塞雷克關于概念史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而這并沒有反映在其后出版的詞條寫作中。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語最早見諸黑格爾(Friedrich Hegel)《歷史哲學》,該書是黑格爾去世后由門人整理于1838年出版的。黑格爾認為存在三種歷史:“原初的歷史”(die ursprüngliche Geschichte)、“反思的歷史”(die reflektierte Geschichte)和“哲學的歷史”(die philosophische)。“原初的歷史”僅僅描述當下所見到的、聽到的事件,不能超越自身所處的時代精神。“反思的歷史”超越自身的時代,是一種比較抽象的、具有批判性的歷史;“反思的歷史”近乎普遍歷史,但還不是哲學的歷史,比如藝術、法律、宗教等,可稱為“概念史”(In unserer Zeit ist diese Weise der Begriffsgeschichte mehr ausgebildet und hervorgehoben worden)(25)在《歷史哲學》中,“概念史”一語僅出現過一次,撰寫“概念史”詞條的梅爾(H.G.Meier)認為黑格爾的用法十分特別。(26)在黑格爾之前,1726年,J.G.Walch在《哲學詞典》(Philosophisches Lexicon)序言中注意到“概念的歷史方面”(historischer Aspekt der Begriffe),但他對哲學概念的“歷史介紹”缺乏批判性。1774J.G.H.Feder試圖重新編寫哲學詞典,通過對概念的“真正的內容和本源”"Aufklrung des wahren Gehaltes und Ursprungs" der Begriffe)的介紹得到更為準確的哲學概念的定義。1806年,W.T.Krug第一次提出超越概念的歷史性、建立歷史批判性的哲學詞典的主張,“一部敘述所有哲學的概念和句子的作品肯定是很有意義的,它應該按字母順序排列,應該論述概念和句子的本源、迄今為止的發展、變化、挑戰與辯護、扭曲、更正,而且它應該說明它用了什么樣的數據,數據的作者與時間”。但是,直到1879年由R.Euckens編寫的《哲學術語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Terminologie)的出版,德語世界才有了第一部涉及語言和歷史的哲學辭典。(27)

      概念史成為一項跨學科的研究并在哲學和歷史學領域開花結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0年代以降,概念史在德國一枝兩葉:哲學思路的概念史是將概念史當作理解當下哲學術語的背景,或者說完全是為了解決哲學問題。與哲學思路的概念史不同,歷史學意義的概念史之目的在于理解歷史上不同社會的特性(雖然二者在人員和詞條上有關聯)。人們通常談論的概念史是指后者,即科塞雷克與布魯內爾、孔茨等主編的《歷史性基礎概念》,(28)這項研究起始于由孔茨發起、布魯內爾參加的“近代社會史研究小組”。

      《歷史性基礎概念》第1卷于1972年出版,至8(9卷系目錄索引)出齊,費時二十余年。這部卷軼浩繁的大辭典收錄的大小概念堪稱字數多寡不等的論著,遠遠超出了漢語“大辭典”的涵義。在第1卷,科塞雷克撰寫了一篇《導論》,提綱挈領地概述了衡量“歷史性基礎概念”的標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四化”。現下理解的概念史有將大辭典與科塞雷克的闡釋混為一談之嫌,所謂德國概念史,首先應該緊扣這部大辭典來討論。科塞雷克擬出的歷史性基礎概念的標準如下:

      (1)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隨著古騰堡印刷術的發明和知識的普及,所有階層都被卷入到宗教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論戰中,但直到啟蒙運動,政治詞匯才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僅為特定等級所有的表述方式開始越過等級界限,與此同時,隨著等級制度的解體,相關詞義也在消失。(2)時間化(Verzeitlichung)。基礎概念被賦予了所期望的特征,如共和政體(Republik),曾是無所不包的法制(憲法)集合概念,現在成為黨派概念,黨派進而提出唯一合法的法制要求。當“民主制”取代“共和制”后,同樣也有作為唯一合法的法制訴求。“-主義”(-ismus)構詞的大量出現,成為區分不同階層的動力和指標,但這些“主義”從來就沒有完全涵蓋階層分化的過程。(3)意識形態化(Ideologisierbarkeit)(29)。概念的抽象程度越來越高,不能及時應對事件的變化或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些復合單數詞以其特有的普遍性和多義性來對應空洞化和模糊化,不同階級根據其嗜好而選擇不同用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法。(4)政治化(Politisierung)。語言操縱技術的發達,如口號,帶有理論要求的概念按照自身意圖對概念加以塑造或應用。(30)

      科塞雷克指出,上述“四化”標準并非絕對的,不同標準常常會出現交叉。重要的是這些德語概念雖然與法語、英語的相關概念不無關系,甚至其源頭可上推至古希臘語、拉丁語,但都是在德國歷史語境中成長、變化的,換言之,脫離了德國/德語歷史和文化,就無法理解之。所謂德國/德語的歷史并非漫無邊際的——盡管每一個詞語都可追溯到久遠的過去,真正發生質的變化的是18世紀末以后,在此,科塞雷克導入了一個重要的概念:馬鞍時代。科塞雷克認為,在1750-1850年從啟蒙時代轉向近代的期間,基礎概念發生了如同上述“四化”所表征的變化。發生在德語世界的現象告訴讀者,對于歷史性基礎概念的理解需要置于特定的語言和情境中,同樣,在理解基礎概念的內涵時也需要有意識地區分內涵的變遷——哪些是曾經有過的,哪些是后來疊加上去的。

      在概念史大辭典出版期間,三位編者中的布魯內爾和孔茨先后去世,科塞雷克成為第6卷以后的單獨主編。科塞雷克關于概念史的想法在變化。如果比較《歷史性基礎概念》詞條與科塞雷克關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論述,之間的不對稱關系不難看到,如,近400頁的nation詞條是冗長的關于詞語、文本及其含義變化的介紹,理論指向并不顯明;而科塞雷克1980年代以后發表的論文則凸現出明確的理論指向,既不像布魯內爾、孔茨拘泥于社會史,也不似傳統解釋學執著于概念的含義,而是追求更具涵蓋性的關于概念史的理論闡釋,他顯然意識到歷史學界和政治學界的兩座大山——法國的“年鑒學派”和英國的“劍橋學派”。在歷史時間的闡釋上,科塞雷克繼襲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現象學的時間詮釋,既不同于“劍橋學派”關注關鍵“時刻”(moment)人的行動,也別異于“年鑒學派”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歷史建構。在科塞雷克看來,“歷史”這一概念不是過去的經驗所能解釋的,因為它在18世紀末和“新出的進步”如雙胞胎獲得了新生,從此對未來的期待地平進入歷史概念,所謂歷史即縮短過去與未來、經驗與期待之間的距離。(31)

      基于歷史沉淀于概念的認識,科塞雷克把概念史作為一個單獨的探究歷史的單位而與社會史相提并論。(32)本來,概念史是從社會史(Sozialgeschichte)傳統中生長起來的,布魯內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的關于中世紀《土地與領邦》(Land und Herrschaft)的著作至今仍是經典之作,在這本書中,布魯內爾反對19世紀以降自由主義的歷史詮釋——用“國家”“社會”等現代概念來理解中世紀歷史,強調基于史料的概念建構,因此借用了施密特(Karl Schmitt)政治理論中法制(Verfassung)概念,從法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角度重構中世紀的歷史。該書在戰后再版時,布魯內爾隱去了與施密特理論的關系,但基本想法沒有變。(33)這也深深地嵌入《歷史性基礎概念》的詞條寫作的理念中:用當時的人的想法和術語撰寫歷史。在此之外,科塞雷克一直在思考社會史與概念史的關系,認為概念史關心概念(歷史)中的語言與結構不同,而社會史側重于概念得以生成和變化的背后的情景。(34)

      科塞雷克關于概念史的理論闡釋逐漸產生了影響。1980年代,“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席卷英美學界,歷史敘述乃是由基于語言的方法和認識所決定的觀點喚起了人們關注德國解釋學和概念史研究的傳統,海登·懷特(Hyden White)稱科塞雷克為20世紀重要的歷史理論家,在其主導下,科塞雷克的著作被譯介到英語世界。科塞雷克的著作還被譯為法語、西班牙語、波蘭語、丹麥語、意大利語以及日語、韓國語。與此同時,概念史研究方法正在向歐洲大陸以及歐洲以外的地方傳播。在歐洲,研究概念史的中心不在德國,在北歐。

      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將概念史研究視為德國版的“語言學的轉向”,試圖勾連德國概念史與劍橋學派政治思想研究的聯系。(35)但是,概念史研究所存在的局限遭致了斯金納的發難。首先,概念史研究缺乏體系化,對歷史性基礎概念的實證研究不可能漫無邊際,那么邊界設置在何處呢?關于一個個基礎概念的研究最終要建構怎樣的基于概念的歷史圖像?并不清晰。其次,斯金納認為“不可能有概念本身的歷史,只有爭論中使用的概念的歷史”。科塞雷克認為觀念史中的“觀念”是個“常數”,而概念史的“概念”則由一組相關的概念群構成,由概念群固定的概念發生變化后,必會產生新的概念,人們不可能對一個概念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形態進行研究,斯金納將以聚焦一個連續的詞語進行的概念史研究視為“詞語崇拜”(fetishism of words)(36)

      那么,德國概念史研究方法是否能成為詮釋中國“近代”的方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一個最顯明的理由是,19世紀中葉以降,大量的外來詞匯、術語、概念被翻譯到漢語世界,這是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現象,如果離開了這些詞匯、術語、概念,人們就無法理解中國乃至東亞的近代。當然,也必須看到德國概念史方法在運用到中國研究上的問題點。漢語“概念史”很難與Begriffsgeschichte對接。BegriffsgeschichteBegriffGeschichte兩部分構成,前者來自拉丁語conceptus,一如懷孕產子,指感覺和思維活動及其過程,后者來自古德語,意為事件;18世紀末GeschichteHistorie(敘述)交融后被賦予含有事件、敘述、知識等內涵的概念。比較而言,漢語“概念史”一語作為新出的翻譯概念沒有如此復雜的內涵。科塞雷克提出了衡量歷史的基礎概念的“四化”標準,這也不可隨意套用到中國研究上。在西方概念轉譯為漢字概念后,中國和東亞概念的“四化”過程與德國不盡相同。“民主化”似乎可以適用于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因為在明治以前的封建制下有受教育資格的是武士階層,但作為“文明開化”一部分的翻譯概念不可能由哪個特定階層壟斷,在義務教育體制下,人人皆可接受和使用新概念。同樣,中國也不存在概念的“民主化”這一過程,我們只能以“群”或“社會”為單位觀察和界定新思想和新概念的載體。“時間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等均需要緊扣中國語境來理解,一個原本抽象的西方概念被翻譯為漢語術語后,就脫離了其所依托的語境,成為不同使用者不同政治社會訴求(期待或想象)的概念工具,常常出現意義前后矛盾、背離西語原來意義的現象。很多基礎概念是隨著人們理解的深入,特別是20世紀的政治運動才真正開始了“時間化”和“政治化”的,而“意識形態化”則要到遲至圍繞“借鑒蘇俄”的政治博弈之后。總之,科塞雷克所提出的“四化”標準只能適用于他所界定的“馬鞍時代”。對于科塞雷克的“四化”所存在的問題,Christian Geulen提出了衡量20世紀概念的新“四化”標準:“科學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通俗化”(Popularisierung)、“空間化”(Verrumlichung)、液體化(Verflüssigung)。“科學化”指科學的理論和概念成為日常語言;“通俗化”不同于“民主化”,強調媒體的巨大影響;“空間化”與“時間化”相對,指科技發展造成空間越來越小。“液體化”指多元化和流動化造成概念意義的不確定。(37)Christian Geulen的新“四化”標準,科塞雷克的后繼者Willibald Steinmetz持批評意見,認為20世紀的概念只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是反思性(reflexivity),不能從絕對的立場創造一個概念或判斷一個概念,每個概念都需反思自身,沒有絕對的真理。第二是英語化(anglicization),英語霸權成為吸收和轉譯其他語言概念的裝置。(38)科塞雷克的“馬鞍時代”是個最受人非議的說法,我們很難繪出一個屬于近代中國的“馬鞍時代”。張灝認為,從1895年到1920年代初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轉型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39)如果這個“轉型時代”可以對應“馬鞍時代”的話,上限似乎沒有多大爭議,因為經過半個世紀的“西學東漸”,“甲午戰爭”后新知識的重要性凸現出來了。下限似可后推至1935年前后,因為隨著“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此前雜質的、多元的基礎概念被收斂進國族的訴求之中了。

      概念史作為理解中國近代特質的方法,選擇和研究怎樣的概念是必須考慮的問題。19105月,章炳麟在《教育今語雜志》上撰文強調中國的教育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法國人有句話,說中國人種,原是從巴比倫來。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后來被漢人驅逐了。以前我也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40)原來,主張革命的章太炎一度接受拉克伯里關于中國人種和文明起源于巴比倫的說法,并試圖借助其豐富的小學知識和歷史知識加以比附證明,但當覺悟到這有違尋找中國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訴求后,很快將其棄之不問。(41)在概念史方法的運用上,所謂“自國”就是貼近中國自身的問題,德國的歷史性基礎概念未必是中國的基礎概念,反之亦然。黃興濤研究的“她”字是一個不見于德國概念史研究的中國概念,看似一個普通的代名詞,但“她”涉及的文化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之大,足以使其成為中國的歷史性基礎概念。(42)即使對兩國同樣重要的基礎概念,也可能還有主次上下之別。如晚清的“地方自治”概念來自日本(當然有中國式的理解),而日本的地方自治又脫胎于普魯士的地方自治,普魯士和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成為現代國家的支柱,在民國時期,除閻錫山在山西實施的“村治”外,基本變成了另一套政治話語了。(43)

      所謂“自心”就是時人的時代經驗。劉鶚在《老殘游記》說:“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44)反映中國近代的歷史基礎概念積淀了同時代人的情感、思想和行為,應該挖掘這些內涵從而揭示中國的而不是他國的近代經驗。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7個國家75位學者合作編撰大辭典,第1卷包含十個重要概念,如América/Americano(美洲)Ciudadano/Vecino(公民)Constitución(憲法)Federación/Federalismo(聯邦)Historia(歷史)Liberal/Liberalismo(自由主義)Nación(民族)Opinión pública(公共輿論)Pueblo/Pueblos(民眾)República/Republicano(共和國)等,第1卷名為《伊比利亞美洲世界政治-社會辭典——革命年代,1750-1850》,這是科塞雷克等主編的大辭典所沒有的;但選擇的時段為1750-1850年,受到“馬鞍時代”的影響。(45)而意欲與中國、日本相區別的韓國概念史研究,則強調殖民地的歷史經驗,近年又轉向社會層面的概念研究。(46)這兩個發生在德國以外的概念史方法的運用對于中國的概念史研究無疑有啟發意義。

      作為探尋中國近代概念史研究計劃的一環,基于“自國”原則,我們選擇了一百多個概念作為研究對象,這些概念的特點可以從四個角度來觀察:(1)國族概念;(2)學科概念;(3)社會-文化概念;(4)“主義”(-ism)概念。四個方面相互關聯,并非截然有別。比如,社會和社會學、政治與政治學、民族與民族學等涉及的內容多有交叉,但是,前者側重概念本身的生產與歷史進程的關系,后者則限定在特定的學科體系內部考察其內涵的演變,因此,前者更為復雜,后者較為清晰。(47)此外,對有些概念研究不可脫離對其他相關概念的研究,如“民族”和“種族”(人種)概念在19-20世紀形成過程中,往往是糾纏在一起的,現在討論民族概念幾乎均不探討人種/種族概念,這就忽視了民族概念生成的復雜的歷史過程。

      強調“自國”,自然就要觸及“自心”了。由外力推動的中國近代化,一開始即糾纏于或中或西、亦中亦西的齟齬之中,基礎概念的再生產積淀了時人的主觀感受和時代經驗。如“條約”概念,前文李鴻章的“三千年未有之變”的感嘆絕非空穴來風。中法《北京條約》漢文本第六款規定天主教會可以在內地“租買田地,建造自便”,把土地賣給外國人不是一樁小事,李鴻章等地方大員曾想方設法予以抵制,最后雖然沒有成功,卻換來了修辭上的勝利。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65220),總理衙門致法國駐華全權公使柏爾德密函稱:“嗣后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置買田地房屋,其契據內寫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賣產人姓名),賣為本處天主堂公產”字樣,不必專列傳教士及奉教人之名。”(48)總理衙門在給李鴻章函中的解釋是:“其契據內只寫立文契人某某,賣為本處天主堂公產字樣。契據內特書本處字樣,則其仍為中國之地,并為中國人之產可知”。(49)另一方面,應該注意政治層面的經驗未必反映地方經驗,筆者關于廣東巴黎外方會地契文書的研究揭示了國家(政治)與地方(民間)的差異性。(50)

      迄今,中國的概念史研究已有十余年了,比照前述不同“四化”標準,作為對以往中國概念史研究的一個粗淺的總結,筆者在此提出研究中國歷史性基礎概念的“四化”標準,具體如下:第一,規范化(standardization)19世紀以來漢語中出現的重要的新詞語有數百種,我們遴選其中一百多個作為研究對象,這些詞語幾乎都有一個共同性:互譯性。所謂翻譯,既有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也有同語言內的翻譯。這一百多個詞語一方面可以說是外來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古已有之”,新的意義到底來自古漢語,還是由外來語賦予的,或者兼而有之,最終不是由新詞語的復雜的語義所決定的,而是由使用者來決定的。構成基礎概念的詞語,其翻譯、闡釋及再闡釋是個復雜的規范化過程,這離不開對相關文本以及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論著的研究,如晚清的《萬國公法》《民約論》,民國時期的《共產黨宣言》《國際歌》,這些文本影響了人們對相關詞語內涵的比較規范的認識。筆者之所以不用Christian Geulen所說的“科學化”,乃是因為“科學”作為晚清出現的新詞語,其本身新舊含意雜陳,最后逐漸成為一個現代意義的“科學”概念。

      第二,通俗化(popularization)。對詞語的互譯及闡釋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其社會層面的流通——通俗化問題。嚴復是一位孤高的啟蒙思想家,他所翻譯的術語大都沒有流傳下來,如“民直”(right)、群己權界(liberty/freedom)直指原義,但分別被“權利”“自由”所取代。晚清士人囫圇吞棗地搬回的大量日本()化的西學漢字概念得以流通和普及,這一方面與讀書市場的需求相關——瀕臨倒閉的商務印書館就是靠翻譯日文書籍而起死回生的,另一方面與這些詞語、術語、概念的實用性不無關系,即它們通俗易懂,很容易與使用者的固有知識嫁接,從而產生轉義或誤讀。其實,在日本也有一位類似嚴復的啟蒙思想家——西周,西周小心翼翼地尋找漢字與西語之間的對應關系,但曲高和寡,最終留下的只有“思想”“哲學”為數不多的出色譯語。

      第三,政治化(politicization)。詞語、術語要成為概念,特別是歷史性基礎概念,必須與政治-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發生關聯。反過來說,正是時代的變化賦予了詞語、術語以特定的政治-社會意涵,從而使之成為理解該當時代的歷史性的基礎概念。概念的定型和政治-社會運動、政治-社會制度關系密切,如國家、改良、革命、共和等均涉及歷史進程中的政治制度的設計和政治運動;教育、結社、宗教、自治等概念可能與特定的社會制度的建構關系更密切。

      第四,衍生化(derivatization)。當一個概念具備規范化、通俗化和政治化而成為歷史性基礎概念后,就可能在具體的歷史情景中衍生出與該概念相關的“下位概念”,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下位概念”觀察歷史性基礎概念的多義性,另一方面這些貌似“下位”的概念,有可能取代“上位”的基礎概念而成為具有本土意義的基礎概念。革命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事件。政治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說法,現代意義的革命的誕生,“歷史進程突然重新開始,一個全新的故事,一個不為人們所知或所聞的故事即將開始”。(51)在中國革命中產生出來的諸如某某階級、民主集中制、統一戰線、思想改造等概念既是中國化的新概念,也是革命實踐所衍生出來的新的基礎概念。

      圍繞上述“四化”特性,我們不難對很多中國歷史性基礎概念進行對號入座,以往學者的研究給這一概括提供了眾多極具說明性的事例。而筆者長期進行的革命/改良、宗教/迷信、社會/結社、民族/人種等研究也提供了支持這一“四化”概括的實證研究基礎。有關中國近代歷史性基礎概念的研究是借助過去的遺跡——語言和術語進行的知識考古,隨著研究和認識的深化,必然要隨時調整研究的內容和重新界定概念的邊界,就此而言,中國化的概念史研究剛剛開始,但正當其時。(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

       

      本文為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中國語體系與全球治理研究”(JID008)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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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23日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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