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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研究 理論研究

      青年社工的流失與留駐:從“角色規制”到“身份認同”

      沈華

      2018年12月10日 12:54

      閔兢 徐永祥
      《青年探索》2018年第4期

       2008年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的推行標志著我國社會工作者作為一種職業類別正式得到了國家層面的制度確認。截至2016年底,全國通過考試取得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證書的人員達28.8萬人(民政部,2017),距離《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我國一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總量增加到145萬人”的目標尚有不小差距。而據全國各省的不完全統計,社會工作者的流失率均已普遍接近(部分已超過)20%的人才流失警戒線(方英,2015)。一方面,“進入”職業場域的人才溝壑尚待填補,另一方面,前期已邁入職業門檻的專業人才又大量“流失”致使社工隊伍缺口被反復撕扯,構成了社工發展現實中的兩難國鏡。青年社工作為社工隊伍中的高層次人才與中堅力量,其流失問題直接關系到整個隊伍的結構穩定與專業水準。如何讓青年社工“留駐”,成為社會工作事業持續生長和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穩定充盈的關鍵議題。

         本文無意從實踐層面具體分析青年社工流失的宏觀環境(包括制度規范、薪酬體系、社會認同等)與個體因素(如現實壓力、職業規劃、工作能力、心理預期等),而旨在對青年社工“流失”這一社會問題的本質做出現象學的歸因與解釋,并對問題的解決做出綜合性回應。

         一、“角色規制”:青年社工的流失之源

         現象學主張應用本質還原的方法以廓清研究領域的基本概念,通過深入、細微的內省分析,澄清含混的經驗,從而獲得各種不同的具體經驗間的不變部分,即“現象本質”。為了獲取現象本質,必須遵循“懸置”(epoch)原則,將一切有關客觀與主觀事物實在性的問題都存而不論,并把一切存在判斷“加上括號”排除于考慮之外。按照現象學的理路,“青年社工”這一概念的本質至少可以做出兩方面的解讀,即“作為青年社工的人”和“作為人的青年社工”,前者強調角色的約束性,后者強調身份的主體性。

         (一)社會角色的受動性是“角色規制”的內存邏輯

         角色(role)一詞由拉丁語rotula派生而來,20世紀20年代以前一直作為戲劇舞臺用語使用。最早將其納入社會學領域話語體系的是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在其《論表演哲學》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會互動情境之下的“角色扮演”概念。1936年,美國人類學家林頓(Ralph Linton)在《人的研究》一書中提出了“社會角色”的概念并將其界定為在任何特定場合作為文化構成部分提供給行動者的一組規范。英國社會學家鄧肯?米切爾(1987)把社會角色定義為“與社會職位、身份相聯系的被期望的行為”……雖然諸多學者對角色一詞做出了不同涵義的界定,從價值中立的立場來說,我們不對其作是非判斷,它們都從一種視角強調了角色現象的一個側面。而綜觀這些視角,則會發現它們存在著一種顯著的共通性,即都是從“結構—個體”的關系層面強調了社會要求對個體回應的規制,體現了角色規范的受動性與非自主性,這也正揭示了“角色規制”的內存邏輯。

         在當代社會變遷與國家能力現代化的語境下,強制性維穩思路日益被社會治理思路所取代,由于社會工作與社會治理在理念(以人為本)與實踐(服務與問題解決)層面存在顯著的恰適性,社會工作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被拓出并逐步擴張,社會工作者也從“服務提供者”這一單一角色逐漸過渡至“社會政策倡導者”“社會關系協調者”“社會福利實施者”等多重角色叢。然而,無論是單一角色還是多重角色,其本質都是“作為青年社工的人”的外在“角色規制”,而以“作為人的青年社工”為本質的“價值傳遞者”“生命影響者”“使命肩負者”等自我認同性身份卻消弭其中。

         (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斷裂是“角色規制”的內在危機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二元范疇,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社會學中的核心概念。韋伯以社會行動為指向,提出工具理性即“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馬克斯?韋伯,1997)。在工具理性的框架下,行動者采取行動的前提是在手段與收益之間的理性權衡,換而言之,秉持工具理性的行動者,總是傾向于選擇成本最小、效率最高和收益最大的行動。對照而言,價值理性即“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行為——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馬克斯?韋伯,1997)。在價值理性框架下,行動者采取行動源于對價值的信仰,也終于價值的實現,而不考慮其現實效益與成本收益比。

         誠然,在現代社會中,純粹的價值理性幾乎已無以覓蹤(即便是在人類行為的歷史中,價值理性也僅僅是作為理想類型的一種存在,純粹的價值理性行動幾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個體合目的、合規律的職業行動與社會實踐的成功,必須實現個人精神價值與社會價值的融合及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對青年社工的需求是一種總體性的隊伍需求,是一種規范性、技術性、功能性的集體需求,而青年社工作為“全人”的生活經驗、心理認知、情感體驗、價值追求上的主體存在感和個體差異性卻被遮蔽或替代。在社會要求的宏大敘事框架下,青年社工的角色定位實質上只是社會建設與治理過程中某一(些)功能的承擔者和實踐者,它聚焦于目標達成和成效實現的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主體自我中價值取向、價值需求、價值判斷等價值理性,體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離與斷裂,暗含了“角色規制”的內在危機。

         (三)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雙重認同是青年社工的內生偏好

         青年社工一代生長于世界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價值多元化的新時代標簽下,對個體性、主體性和價值感的追求達到了空前的歷史高度,對工具與價值理性采取了雙重認同的態度,兩種理性共同滲透至其行動選擇策略中。

         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思域下,按照低成本高收益的邏輯,青年社工追求較高的薪酬待遇、職業認同和社會地位及較低的工作強度、職業壓力和生活成本,而在現實層面所呈現出的真實樣態卻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反向邏輯。由于結構性因素的限制(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不充分、地區發展不平衡、行業規范不成熟、梯隊體系不完善、發展路線不明朗等)和個體性因素(知行脫節、經驗短缺、能力不足、支持薄弱等)的拘囿,大量青年社工承擔著高強度的工作任務和職業壓力卻無法實現相匹配的薪酬待遇和可預期的上升空間。在現實樣態與理想邏輯的巨大偏差之下,出于理性選擇的考量,部分青年社工趨向于退出該職業群體,尋求角色的解脫和轉移。

         另一方面,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利他主義的社會行動,以人文關懷為圭臬,以助人自助為宗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本身就是價值理性的理想類型。青年社工通過專業有效的理念、方法與技巧幫助服務對象解決問題,增強功能的同時達到個人主體性的實現和個體價值的圓滿。然而,在當代社會治理語境中,社會工作的助人行動是一種在明確的政策動力推動下的“制度化實踐”,青年社工的幾乎所有資源都來源于制度支持,因此,在這一情勢下,社會權力對社會工作本身的控制與對青年社工主體價值的壓抑似乎無從規避。更為危險的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青年社工為了獲取更多的制度支持與資源優勢,在資源提供者與服務對象或自身價值產生立場與利益層面的沖突時,不得已選擇了對官方政策的無條件順應和對行業亂象的無原則盲從,而被迫放棄價值理性范疇內的公正性追求與社會批判精神。

         無論是青年社工主動的出走還是被動的離開,這一群體流失現象的本質都是角色的退出和主客體關系的解體。“角色規制”掩蓋了青年社工的真實自我,忽視了社工獨有的價值情懷,剝奪了個人界定情境的權力,而權力來源所賦予的角色屬性又常常與青年社工自身的身份認同不盡一致。社工工具理性的難以為繼與價值理性的求而不得導致青年社工的自我認同危機凸顯,因此,“出走”與“離開”也就成了無奈又必然的選擇。

         二、“身份認同”:青年社工的留駐之本

         要擺脫理性悖論,使青年社工在職業場域中留駐,必然要超越宏大敘事和工具理性層面的“角色規制”,轉而去關注青年社工自身是如何看待這一身份,即身份認同的議題上來。所謂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不同于角色確定層面對“我屬于何類群體”及“我在群體內處于何種地位”這些問題的回答,它更側重于“我是誰”及“我何以屬于此類群體”這些問題的回應與確認。它一方面是對“個體自我”(我與他人的差別何在)的探求,即對“作為個性的身份認同”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對“社會自我”(我與他人的聯系何在)的追尋,即對“作為共性的身份認同”的追求。

         (一)“社會自我”與“個體自我”的統一:“身份認同”的核心

         如同前文所述,角色規制主要著眼于“社會自我”的建構而放棄了“個體自我”的形塑,而身份認同則主張在“個體自我”形塑的基礎上對“社會自我”進行自主認同與主體建構,體現了“作為青年社工的人”和“作為人的青年社工”的統一,包含著每一個青年社工作為獨特的生命個體對自身屬性的價值定義與對“自我”的反思。美國社會學家喬治?赫伯特?米德(2012)將“自我”區分為“主我”與“客我”:當一個人作為“主我”時,他會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主體,它代表了人的自我中能動的部分。“客我”是按照有意義的他人和整個共同體的觀點來設想和認識自我,它反映了法律、道德及共同體的組織規范和期望。正因為有了獨一無二的“主我”,“客我”才能成為一個客體。對于青年社工而言,完整的自我,既是“主我”意義上的內化角色又是“客我”意義上的社會角色,兩者都包含在“自我”中,并在工作場域與生活世界中互相支持。

         (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共同建構:“身份認同”的雙重指向

         與“角色規制”更多地受到工具理性主導相比,“身份認同”則蘊含了更多的價值理性。身份認同的過程就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共同建構的過程。青年社工在強烈的利他主義與助人觀念的驅動下與服務對象展開的社會互動,是一種既包含工具理性,又有顯著價值理性意味的社會行動。首先,社會工作有著明確的目標導向,并提倡通過多方資源的協調與調動以達鵠,這與工具理性不無其通;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工作具有明顯的利他而非利己取向(雖然社會工作者通過提供服務而獲得一定數量的報酬,但這顯然不同于商業活動中的“利己”),強調對服務對象的尊重、關懷和幫助,青年社工無論是在服務對象選擇、目標界定、方案設計、實踐過程、結果評估中,還是在貫穿其服務始終的職業倫理與價值觀念上,都有著自身明確的價值界定和情感關懷,其中蘊含的價值理性不彰自明。

         (三)雙向建構:“身份認同”的本質特征

         概而言之,青年社工的身份認同其本質特征是一種雙向建構。從概念內涵上來看,身份認同更加強調“個體自我”和“社會自我”的整合統一;從角色特質上來看,身份認同更加強調“功能實現者”與“生命影響者”的雙重定位;從價值取向上來看,身份認同更加強調“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完整集合。因此,只有實現從外在的“角色規制”到內在的“身份認同”的轉變,才能充分尊重青年社工的“自我”,賦予其影響生命的價值和自我實現的意義。當社會對青年社工的期待與青年社工對自我的認知實現一致性整合時,青年社工對所從事的社會工作便會產生“事業感”而非“職業感”,“留駐”也就成為一種水到渠成的附加價值。

         三、身份認同困境的歷史性緣起與結構性原因

         近年來,伴隨著社會體制改革和政府社會職能的轉變,社會工作全面、系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青年社工作為社會工作發展推進的主力軍,其流失問題卻日趨顯著。這不僅關系到社工人才隊伍的穩定,還關系到我國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大局。身份認同的實現既是青年社工自我意識覺醒的標志,也是對現代主義工具理性的批判。然而,這一目標的達成并非易事,按照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的說法,“只有將個人的生活與社會的歷史這兩者放在一起認識,才能真正地理解它們”(賴特?米爾斯,2016)。只有將青年社工的“個人困擾”與“歷史性因素”(歷時性層面)和“結構性因素”(共時性層面)結合起來,才能更為客觀、理性、清晰地認識事情的全貌。青年社工身份認同的困境既有中國特有的歷史性緣起,也有制度系統下的現實性原因。

         (一)青年社工身份認同困境的歷史性緣起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是在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通過政府主導、教育推動和實務跟進等一系列獨特的歷史過程和體制變革實現的”(錢寧,2011)。2006年之前,我國社會工作具有“單兵突進”和“孤獨領跑者”的特點。不管是職業化還是專業化,我國社會工作都長期處于國家制度與行政體制的依附地位,在社會功能的承擔上也長時間扮演“拾遺補漏”或者“見縫插針”的模糊角色。為了盡快確立自身在正式體制中的地位,社會工作不斷接盤政治體系改革中所釋放出的職能空間,在實踐中積累經驗,摸索本土化發展模式。

         2006年,中國社會工作迎來巨大發展契機。從經濟的單向度發展到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使得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模式及其價值取向發生了重大轉變,也為社會工作教育和社會工作實務之間、社會工作理論與社會建設實踐之間贏得了內在的互動機制和動力。社會工作教育由此不僅在規模上繼續獲得大踏步的發展,而且在教育層次、質量方面有了明顯的提升,對社會建設實踐的推動作用越來越明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戰略決策,標志著社會工作作為社會服務的主要承擔者這一正式角色得到制度性確認,緊接著民政部、原人事部聯合制定下發了《關于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暫行規定》和《助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職業水平考試實施辦法》,正式開啟了社會工作專業化與職業化在國家制度層面的全面推進階段。

         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一個以政府主導、教育推進為特色,在行政性社會工作與專業社會工作并存的基本局面不變的情況下,專業社會工作基本形成了嵌入現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體制之中開展專業服務的“嵌入性發展”路徑(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這一路徑固然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對社會工作地位的確立發揮了主導性影響,但由于政府行政體系幾乎掌握著社會工作賴以發展的所有資源(包括政策法規、職業準入制度、薪酬制度及組織規范等)和資源分配方式(政府購買社工服務項目或崗位等),而社會工作又急于盡快通過對多項社會事務的介入與參與擴大黨和政府對社會工作的認同度,直接導致了社會工作被行政體系過度“吸納”,對資源非對稱性依賴,自主性發展空間嚴重受限。青年社工的角色被無彈性地規制,主體性被極大忽略,身份認同感付諸闕如。

         (二)青年社工身份認同困境的現實性原因

         從現實層面來看,目前青年社工大多在社區與社會組織兩大場域中開展專業社會工作。然而,這種專業性與純粹性不管是在社區場域還是在社會組織內部都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首先,在社區場域中,由于社工不僅要為社區居民與弱勢群體提供專業服務,還要完成大量科層制度自上而下下達的行政任務。更有甚者,行政事務的龐雜與壓力已對專業服務造成了時間、空間和精力上的絕對擠壓,使得社區社工的服務型角色“鑲入”而非只是“嵌入”行政體系中,即社工被“行政化”地固化為行政事務的服務者而非自主確定的服務對象的服務者。在服務目標上,“向上負責”替代了“對下負責”,對青年社工的專業理想和價值理性產生了巨大沖擊,使其對自身主體性與獨立性產生懷疑,從而導致了身份認同的現實困境。

         其次,在社會組織場域中,伴隨著政府購買社工服務項目制度釋放出的大量顯性資源和利益信號,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工機構進入到扎堆新生與急劇擴張的快速發展軌道。為了爭取更多的資源,獲得更多的項目,諸多社會組織將大量精力投入到了項目策劃、投標、競標和日常運營中。管理主義話語盛行,科層制控制嚴密,社會工作服務本身的內涵被異化,社會工作者對社會組織的歸屬感和信任感也隨之減弱。專業化追求和行政化傾向的悖論,使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目標模糊,加劇了社工人才的流失(楊發祥、葉淑靜,2016)。

         四、主體性重構與外部空間賦予:青年社工的留駐之策

         既然身份認同強調主體與客體、行動與結構的雙向建構,那么青年社工走向身份認同的通達路徑必然也包括自我的主體性重構與外部空間的賦予。

         (一)身份認同的主體性重構

         馬克思指出,人不僅是認識的主體,還是實踐的主體。人的主體性是在人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和自身世界的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青年社工在基層服務與社會實踐中以“生命影響生命”,不僅得到來自服務對象的直接反饋與意義認同,也獲得了正式制度的承認與認可,個體價值理性與情感體驗在不斷累積的經驗與成就中被體認、贊同、鞏固,逐漸建立起屬于青年社工獨特個體的主體性價值體系,這也正是青年社工在身份認同和職業意義追尋中的精神基石。

         在這一基礎上,青年社工獲得自身主體性的另一要素則在于主體性話語體系的建構。即便是在當下的敘事結構中,“社工”仍然是個籠統而邊界不清的稱呼。它既可以指稱社會工作專業,也可以指稱社會工作職業;它既指代專業社會工作者,又指代社區工作者。邊界的不清晰和內涵的不確定直接導致社工群體自我意識的模糊和專業價值的單薄。因此,要重建社會工作者主體性話語體系,必須首先厘清其專業性身份邊界,確定身份準入門檻,樹立青年社工的專業自信心與權威感。此外,由于社會工作的舶來性質,接受過專業高等教育的青年社工普遍受教于西方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受西方價值倫理和知識體系浸潤頗深,而這些內化后的個體性知識在遭遇當代中國具體實踐時出現了諸多水土不服的癥狀。因此,立足本土經驗,通過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重構專業領域的主體性話語體系,是青年社工重構主體性的重要切入口。

         從青年社工的個體性層面來看,缺乏清晰的職業生涯發展路徑與科學規劃是其身份認同和主體性建構的現實瓶頸。現行的《社會工作者國家職業標準》和《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暫行規定》更多地從技術等級發展方向為青年社工做出了粗線條的指引,而在個體的職業生涯發展路徑上還缺乏具體的規劃。美國職業生涯管理學家施恩(2003)提出了員工職業發展三維圓錐模型,將員工在組織內部的職業發展表現為垂直的、向內的、水平的等三種線路。參照這一模型,結合本土經驗,可將青年社工的發展路徑進行多緯度策劃,如從一線社工到督導者的“向內發展”路徑、從一線社工到機構管理者的“垂直發展”路徑、從單一領域社工到多領域專家的“水平發展”路徑等,從而推動青年社工在可確定、可期待的職業發展路徑下重構主體性與身份認同。

         (二)身份認同的外部空間賦予

         現實語境下的“角色規制”本質上是權力、資源、文化、組織、社群等對青年社工能動空間的限制。因此,要真正實現對青年社工主體能動性的釋放,則必然要賦予其認知、理解和建構的外部空間。

         首先,從事業賴以發展的資源來源與獲取方式上來看,青年社工的權力極為有限。以政府購買社工服務項目為例,在當前形勢下,這是大多數社會組織最重要的資源來源,這一制度安排已成為當前社會組織制度環境的重要構成。受當前政府公其財政投入模式與行政改革中深層挑戰的影響,各級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是一種市場選擇行為。其背后涉及一個復雜的科層制度環境,折射了現有行政管理體系面對“社會”的基本邏輯(黃曉春,2017),青年社工在這一復雜環境中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因此,從權力和資源空間的釋放層面而言,應賦予大多服務在一線的青年社工更多的話語權力與敘事機會。一方面賦予青年社工在正式制度生成與修正中的決策參與權,保障專業領域的話語權力,允許社工為自己代言,為行業發聲。另一方面允許青年社工自主爭取包括市場、社區、志愿力量在內的多方資源,并在制度框架內靈活掌握資源的分配與調度方式。

         其次,在社區、社會組織等工作與生活場域內,要創造青年社工彼此交往與對話的生活世界空間。德國社會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2004)通過對意識哲學范式的解構及對主體性模式的批判,提出生活世界是社會團結和自我認同的空間來源。在生活世界中進行滿足“真實性、正當性、真誠性和理解性”四項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行為可以促成“理想的言談情境”,而“理想的言談情境”是“自由和公共交往的條件”,是交往者實現自我同一性和集體認同感的重要條件。因此,建立青年社工自主交往空間(包括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可以有效隔離公共權力的侵入。通過公共領域平等的交流和自由的對話實現話語民主,既可以為青年社工創造自我表達,自主敘事的平臺,又有助于形成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同進共退的集體意識,從而為青年社工集“自我同一性”和“集體認同感”為一體的身份認同建構提供必要的生活世界空間。

         五、結語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針對我國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及社會治理創新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并專門提出要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要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這其中既包含了對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需求,也蘊含了對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尤其是有專業知識、有創新思維、有技術能力的高層次青年社工人才的需求。主體性的建構和身份認同的實現既是青年社工“留駐”的內在動力,也是新時代青年社工自信與活力的價值源泉。


      作者簡介:閔兢,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專業2017級博士研究生、淮陰工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會體制改革與社會治理、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徐永祥,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會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社會體制改革與非營利組織、社區建設與社會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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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0日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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