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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研究 理論研究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社會認同考量

      沈華

      2018年12月14日 08:52

      李吉和/張姣蓉
      《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認同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西格蒙德提出的,其基本含義是:認為一致、相同;認為彼此是同類,具有親近感或可歸屬的愿望;贊同。泰菲爾將社會認同定義為:“個體認識到他(或她)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①特納認為,個體通過社會分類把群體分為內群體和外群體,并通過自我歸類將自己歸于某一群體②。社會認同理論的基本邏輯是:“人的自我價值觀部分源自其群體資格以及對我群體的積極評價,而對我群體的評價則基于和其他群體的比較。”③這即是說,個體通過對內化機制和內外群體的積極比較,進而對自己所屬的群體產生認同,并產生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社會認同對于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和與城市居民的交往互動過程中,必然會感知到城鄉的差別以及自己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差距。基于這些差別及差距,他們會對自己的身份和情感歸屬等產生認知,進而產生身份認同和對城市的認同與歸屬;另一方面,如果流動人口對城市社會產生認同,他們對城市的情感歸屬也就相對較高,也就更有利于他們的城市融入。因此可以說,社會認同不僅僅是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的測量指標,也對城市融入具有重要影響。

         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口在全國流動尤其是流入中、東部地區城市已成為常態。2016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2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1.12億人,外出農民工1.69億人,外出農民工中,進城農民工1.36億人④。在這支農民工流動人口大軍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占了十分之一左右。

         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要把著力點放在社區,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堅決糾正和杜絕歧視或變相歧視少數民族群眾、傷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引導流入城市的少數民族群眾自覺遵守國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規定,讓城市更好接納少數民族群眾,讓少數民族群眾更好融入城市。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要“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認同并融入城市社會,是建立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

         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民族歷史上就善于經商,改革開放政策為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促使大量穆斯林流動人口紛紛進入中東部地區城市。但是,由于穆斯林流動人口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與中東部地區城市居民存在較大差異,他們雖然進入了城市,但在內心深處是否完成了認同的轉換,可以從一些指標要素中體現出來,如對城市生活及城市居民的評價,對所在城市發展的關注程度,適應城市生活并融入城市社會的意愿等。

         本文在對中、東部地區的武漢、廣州、杭州、寧波4城市936份穆斯林流動人口問卷調查基礎上,又對武漢市、杭州市穆斯林流動人口居住、經營場所周圍的186位漢族居民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主要從對城市生活、居民認同、自我身份轉換程度、城市居民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接納度,來考察回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融入中的社會認同問題。

         調查主要采用偶遇抽樣和滾雪球方法。所調查的4城市穆斯林流動人口中,男性占77.65%,女性占22.35%;年齡18歲以下占7.5%,19-30歲占53.6%,31-45歲占28.7%,46歲以上占10.2%;民族類別中,回族占81.5%,撒拉族占11.3%,維吾爾族占3.6%,其他穆斯林民族占3.6%;92.1%穆斯林流動人口來自農村;已婚占全部穆斯林流動人口的77.3%;文化程度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穆斯林流動人口占26.2%,小學、初中文化程度占60.9%,高中或中專8.4%,大專以上的4.5%。調查結束后,數據錄入SPSS統計軟件,對問卷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一、對城市生活高度認同

         城市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標志之一,城市生活相對于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上的鄉村生活更為繽紛多彩,更有吸引力。對于大部分來自西北地區的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群眾來說,其進入城市的最初動機無疑是為了生存之需。他們在進城之初不可避免面臨文化震撼與沖擊,但是經過一段時間適應之后,他們面對與農村存在巨大差異的城市生活——優越的物質條件、安全的生活空間、優美的環境、便利的生活條件、良好的教育環境、較高的經濟收入等,勢必會影響他們對城市社會的認同。

         4城市調查問卷表明,穆斯林流動人口對城市生活“非常喜歡”的占10.1%,“比較喜歡”的占27%,“喜歡”的占43.4%,對城市的喜歡比例達80.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穆斯林流動人口是能夠接受城市生活的,并在心理深處有強烈的認同意愿。“不太喜歡”的占15.3%,“非常不喜歡”的占1.8%,“說不清”的占2.4%。對城市生活表示向往和認同主要基于城市良好的生活環境。許多人認為城市“生活環境很好”“買東西方便”“孩子的教育好”等,雖然城市生活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如“消費高”等,但是這些并不足以影響他們對城市生活的較高評價。

         流動人口認同城市生活,也表現為他們對城市發展的關注度較高。如果流動人口只是關注自身發展,對當地新聞充耳不聞,表明他們還沒有把自己作為城市的一員,而只是一個客居者、旁觀者,沒有長期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打算,這樣就根本談不上城市社會認同問題。問卷調查表明,穆斯林流動人口有一多半人對當地新聞是關注的,其中“非常關注”占14.4%,“比較關注”占20.8%,“關注”占19.1%,合計54.3%。根據我們的調查,凡關注當地新聞者,都是進入城市較早、文化程度較高者,來得早,居住時間長,對城市有較深的感情,并且城市發生的事也與自己生活、經營活動息息相關,如治安情況、物價問題等。也有不少不怎么關注當地新聞的,其中“不太關注”的有22.2%、“從不關注”的占21.4%,合計有43.6%不關心當地新聞,另有2.1%的人只“關注與自己有關或對自己有利”的新聞。

         二、對城市居民認可度較高

         流動人口對當地人評價如何、喜不喜歡當地人是流動人口能否在此地長期居留下來并且融入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穆斯林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以后,不可避免地要與城市居民發生互動,他們對城市居民的評價和認可也會影響他們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調查問卷表明,穆斯林流動人口認為城市居民整體素質是比較高的,有57.1%“喜歡”當地人。有32.2%的人表示由于與當地人接觸少,所以還不夠了解,談不上喜歡不喜歡。只有10.7%表示不喜歡。總的看來,認同城市居民的比例還是比較高的。

         穆斯林流動人口自我感覺能被當地人包容和接納。城市居民對來自異地他鄉的穆斯林流動人口有什么看法,是否愿意接納他們成為城市的一員,是否有主觀上潛在的排斥意識,主要表現在當地人是否愿意與穆斯林流動人口的交往上。貴陽的調查表明,65.46%的流動人口認為,在日常交往中,感覺當地人尊重自己或很尊重自己;31.6%的認為感覺當地人對自己的態度一般;只有3%的流動人口認為,在日常交往中感覺當地人對自己不尊重或者很不尊重⑦。4城市穆斯林流動人口調查問卷表明,感覺本地人“非常愿意”與穆斯林流動人口交往的有9.2%,“比較愿意”的有23%,“愿意”的有34.6%,即有66.8%的穆斯林流動人口認為本地人愿意與他們交往,這與當地城市居民較高的文化素養、有“民族團結一家親”的包容精神以及近些年來穆斯林流動人口守法經營有密切的關系。當然也不能忽視,仍有16.5%穆斯林流動人口認為本地居民根本不愿意或不太愿意與他們交往,這可能與部分當地人對外地人或對少數民族存在刻板印象以及彼此之間互相封閉、了解不多有關。

         正是對當地城市居民具有較高認同,所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自己的孩子與城市孩子交往持贊同態度。穆斯林流動人口與當地人雖然有強烈交往的愿望,但因為從業局限性、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交往并不多。一般來說,交往是流動人口城市社會認同并融入的重要條件之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第一代交往有所限制,第二代交往增多,那么能否真正認同并融入城市,更多人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人身上。因此,穆斯林流動人口對自己的孩子與當地孩子交往的態度如何,對其后代實現城市社會認同并融入城市非常重要。調查表明,穆斯林流動人口對待孩子與當地城市孩子的交往,有15.8%表示“非常贊同”,64.1%表示“贊同”,也就是說有79.9%是贊同的;“無所謂、隨便孩子”的占16.7%,反對或堅決反對的只占3%和0.3%。他們對孩子交往的贊同,實際上代表了對后代融入未來城市社會的向往。

         三、自我身份未轉換為城市人

         人口遷移不只是一個身體移動、社會位置變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主體認同重新形塑、展開多重自我版圖的過程。⑧人口在流動的過程中,他們社會生活的場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同質性的、情感性的傳統鄉土社會進入異質性的、工具性的現代城市社會,他們的身份也將面臨一個重新構建和確認的過程。⑨流動人口身份的重新建構和定位,是城市社會認同的重要體現,對實現城市融入有重要影響。穆斯林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面對新的環境,在某些場域中他們便會在無意識中判定“我是誰”的角色屬性,進而對自己在現實中的自我身份角色進行判斷和感知,即“我的身份是農村人還是城里人,還是農民工或是外地人”。只有當流動人口對流入地有很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只有當他們實現了身份轉化,才能夠逐漸融入城市社會。

         當然,受各方面條件的制約,這種身份轉化雖有所進展但是轉換緩慢,有的人甚至終身也實現不了。全國有關城市的調查表明,流動人口仍然固化為農民工或外來者的身份認同,城市人的身份認同度比較低。北京市的調查表明,流動人口認為是城里人的有19.6%,外鄉人的55.7%,農民工的13.5%,農村人的11.3%。⑩對昆山市流動人口調查中,51.7%的人認為自己是農村人,20.7%的人認為自己是城里人,另有27.6%的人說不清楚。(11)全國調查表明,52.7%的流動人口認為自己是外地人,44.9%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本地人。(12)由此可見,盡管在外來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在其現居住地已經居住了較長的時間,有了穩定的工作和生活,基本實現了經濟上的融入,但是他們并沒有完全認同“本地人”的身份,還沒有真正實現心理上的融入。

         和全國普遍情況類似,穆斯林流動人口對城市社會身份的認同度也是比較低的,距離完成由農村人身份轉換為城市人身份仍有較遠的距離。4城市穆斯林流動人口調查問卷表明,41.3%認為自己是農村人,8%認為自己是農民工,40.6%認為自己是外來人口,只有10.1%認為是城市人。由此可見,調查問卷中的絕大多數穆斯林流動人口并未認同自己的城市居民身份。通過訪談也發現,雖然有些流動穆斯林在城市生活經營已經多年,很多方面都已經適應了城市生活,但是他們自己仍然感覺與城市生活有距離,與城里人也不在一個層次上。他們在內心深處總有這樣一種觀念:“我們只是來城市掙錢的農村人,不管在城市待多久,那也和城里人不一樣,最后還是要回農村去的,始終還是農村人。”同時,雖然他們大都來自農村,但是由于調查對象大多為從事拉面和燒烤的流動人口,認為自己與靠打零工、出苦力的農民工還是有差別的,所以他們對“農民工”的身份認同較低,只有8%。許多人認為,“我們比他們(農民工)好一些吧,收入可能比他們高一點”,“我們和他們(不一樣),工作不一樣,雖然都辛苦,都掙的辛苦錢,但是我們有自己的店面,也還能算是老板吧,他們就是打工的,像那些在工地上打工的那些,比我們辛苦多了。”

         不同年齡段的穆斯林流動人口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沒有明顯差別。我們以杭州、寧波兩城市357份問卷來進行具體分析。問卷調查表明,不論是哪個年齡段的穆斯林流動人口,將自己定位“農村人”的比例都很高,除了31-45歲年齡段是24.8%之外,其他皆在30%以上,尤其是18歲以下更高,有44.4%。而認為自己是“城市人”的比例卻很低。具體來看,18歲及以下的穆斯林流動人口中,認為自己是“城市人”的只有11.1%,另外有3.7%認為自己是“農民工”,40.7%認為自己是“外來人”。即使是19-30歲的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人的身份認同比例仍很低,只有7.5%,而把自己認同為外來人口(50.8%)、農村人(32.6%)和農民工(9.1%)的比例很高。31-45歲年齡段應該是在城市居住時間長的群體,對城市生活了解較深,屬于較早進入城市的穆斯林流動人口,但其城市身份認同甚至低于18歲以下的人,僅僅有9.7%,但對農村身份認同略低于其他年齡段,只有24.8%,但仍然有一半以上(54.9%)的人認為自己是外來人口。46歲以上年齡段的人城市身份認同也不高(13.3%),仍然認為自己是農村人和外來人口的都是36.7%,認為是農民工的占13.3%,這個年齡段的人曾經有在農村生活的經歷,有相當一部分是后來隨兒女進城幫忙的,他們對家鄉有更深的感情和依戀,很難改變自己的身份認同,有的也不愿意改變。

         流動人口是否愿意在城市居住和生活,是直接反映他們是否適應、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指標。如果他們沒有長期居住的意愿,就談不上對城市社會的認同和融入問題。隨著家庭化遷移增多,全國流動人口中近一半人有在城市長期居留的意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課題組在北京、四川、廣東、陜西、湖北和浙江的調查顯示,愿意定居城鎮的占54.9%,不愿意定居城鎮的占24.2%,有20.9%說不清楚。說明有一半人愿意定居城鎮。(13)貴陽的調查中,44.02%流動人口表示將繼續留在貴陽,48.15%表示看情況而定,只有7.83%表示不打算繼續留在貴陽,也就是說大部分貴陽流動人口要根據發展情況而定。(14)有學者對北京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愿意在北京長期居住的占50.4%,不愿意的占49.6%。(15)

         對4城市穆斯林流動人口的調查問卷結果表明,愿意留下定居的穆斯林流動人口只占21.9%,不愿意的占78.1%。可見穆斯林流動人口過客心理比一般流動人口表現更為突出。對穆斯林流動人口來說,盡管他們喜歡城市生活,但給自己身上貼的是農民的標簽,城市社會均等化服務不到位,并且特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差異,使他們難以一時從心理上完全認同當地城市。他們認為城市只是用來掙錢的臨時棲身之地,缺少認同并融入城市的打算。特別是由于經濟能力不足,即使有的人想留在城市,但面對高房價,后代入學教育、就業等問題,心有余而力不足。對中國人來說,沒有固定的住所,孩子教育問題沒有處理好,漂移的心永遠也不能安定下來。所以穆斯林流動人口的城市認同和融入與否,與國家宏觀政策息息相關,讓他們與城市居民享受同城待遇,為他們提供保障房,免除后顧之憂,是促進融入必不可少的條件。

         四、城市居民的接納度不高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城市社會認同不是單方面的,它是一個雙向過程,城市居民的態度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城市社會認同也有影響。

         首先,漢族對穆斯林流動人口交往意愿不強。33%的漢族受調查者表示不愿意與穆斯林交往,原因不外乎對穆斯林流動人口了解不多,有的還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甚至有偏見和歧視。而30%的受訪者表示愿意交往。有37%的人接觸不多或者沒有打過交道,所以說不清楚。總的來看,由于諸多原因,城市漢族居民對穆斯林流動人口交往意愿不是那么強烈,這需要從各個方面促進穆斯林流動人口與當地漢族居民之間的交往、交流,以增進彼此之間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

         其次,當地漢族對自己的子女與穆斯林流動人口子女交往態度上不積極。問卷統計結果表明,城市漢族對自己孩子與穆斯林流動人口孩子交往意愿不強,贊同的只有23.8%,遠遠低于穆斯林流動人口的79.9%;有31.8%表示反對;“無所謂,隨便孩子”的占44.4%。對此,政府要從頂層設計上,為民族之間交往、為未來各民族孩子之間相互了解提供必要的制度設計,從而為他們逐步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條件。

         最后,穆斯林流動人口未在當地建立起新的社會關系網絡。流動人口從傳統的鄉村社會進入異質性很高的城市社會,最初依賴血緣、鄉緣關系是必然的。但在城市長期生存、生活下去,勢必要整合當地社會資源,從圈內關系走向圈外關系,這樣才有助于適應并融入城市社會。是否有當地朋友以及擁有的朋友多或少,可以反映出穆斯林流動人口在當地重構社會關系的程度。從調查問卷看,在當地有1-5個本地朋友的占19.7%,10.1%的有6-10個朋友,擁有11個以上朋友的只有11.3%。可以說擁有當地朋友的人數很有限,交往的范圍狹窄。其中有29.7%的人“沒有也不想結交當地朋友”。有的人認為無須廣交當地朋友,有困難和問題仰仗家鄉親朋好友足矣。但不可否認的是,有29.2%的穆斯林流動人口雖然沒有當地朋友,但很想交往,只是苦于沒有機會,尤其是工作中交往的機會很少。說明有相當一部分人存在與當地人交往的愿望,認為“遠親不如近鄰,多個朋友多條路”,這對于從事經營餐飲業者來說,更是如此。如果有交往的平臺和機會,其與當地人互動的意愿尚強烈。穆斯林流動人口的主要交往對象還是以家人、老鄉等同質性群體為主,他們也更愿意和這些農村人來往,因為“有共同語言,能說到一塊”,而與城市居民則“沒有什么好說的”,“他們也看不起我們”,“所以一般很少和他們交往”。

         五、結語與討論

         有學者對農民工的社會認同進行了因子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就認同度的絕對值而言,農民工對農村的認同度稍大于對城市的認同度,這說明相比城市而言,農民工更傾向于認同農村,但同時也對城市表示認同,即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具有二重性的特征。(16)穆斯林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其他流動群體如農民工的社會認同一樣,具有二重性特征,既認同城市,又固化自己農村及農村人的身份。4城市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穆斯林流動人口將自己定位為農村人。即便很多人已經在城市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對于自己的身份,仍然界定為農村人。當然,穆斯林流動人口對“農民身份”的表達并不意味著“農民身份”的實踐,他們在城市中會在消費、服飾、生活習慣及思想觀念等方面發生一定的變化,這種變化和實踐往往就是他們“去農民化”這一符號的具體行動。而且他們在將自我身份認同為農村人的同時,又對城市表現出一定的認同,可以說,他們對鄉土的認同和對城市的認同是結合在一起的。

         影響穆斯林流動人口城市認同的因素除了相關制度限制,社會交往對穆斯林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具有一定的影響。穆斯林流動人口在日常生活中,與老鄉、家人等同質群體交往比較頻繁,而與本地城市居民的交往則較少。由于長期與老家人這類同質群體交往與互動,更強化了穆斯林流動人口對自己的鄉土認同的情感。而在與城市居民的交往互動過程中,他們可以接觸學習到更多的現代理念和生活方式,無形中便會消解他們的鄉土性的習慣和意識,加深其城市認同的程度。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是由主觀選擇和當地社會的接受程度共同決定的。既要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城市社會的認同,也要有城市社會對流動人口的認同,尊重、包容他們的差異和文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有保持自己語言、宗教習慣和生活方式自由,但是既然已經離開了原來的居住地,就要逐漸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學習當地社會的語言文化,遵守城市社會的法律制度,認同并融入當地社會生活。同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最終能否認同城市社會,不僅僅取決于流動人口的意愿,更取決于城市社會的態度和行動。因此,城市要通過自覺的行為,消除地域歧視、民族歧視、身份歧視,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機遇。(17)

         注釋:

         ①參見張瑩瑞、佐斌:《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心理科學進展》2006年第3期。

         ②參見郭星華、邢朝國:《社會認同的內在二維圖式——以北京市農民工的社會認同研究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③方文:《學科制度和社會認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5頁。

         ④國家統計局:《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7年4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1489334.html。

         ⑤《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光明日報》2014年9月30日,第1版。

         ⑥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3版。

         ⑦李春霞、陳霏、黃匡時:《融入筑城:中國西部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64頁。

         ⑧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臺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320頁。

         ⑨蔡禾、曹志剛:《農民工的城市認同及其影響因素》,《中山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⑩沈千帆主編:《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34頁。

         (11)張肖敏:《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昆山市玉山鎮調查》,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6年,第144頁。

         (12)李培林等:《當代中國城市化及其影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5頁。

         (13)白天亮:《人社部勞科所調查顯示:過半農民工很想當市民》,2013年4月1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412/c1024-21107653.html。

         (14)李春霞、陳霏、黃匡時:《融入筑城:中國西部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研究》,第158-159頁。

         (15)沈千帆主編:《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研究》,第123頁。

         (16)郭星華、李飛:《漂泊與尋根:農民工社會認同的二重性》,《人口研究》2009年第2期。

         (17)王建娥:《族際政治:20世紀的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2頁。


      作者簡介:李吉和,張姣蓉,中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4 李吉和(1963- ),男,河南社旗人,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理論與政策; 張姣蓉(1981- ),女,湖北利川人,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理論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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