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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研究 理論研究

      由城入鄉:逆城市化的本土實踐與理論重構

      沈華

      2018年12月19日 09:13

      沈東
      《人口與社會》2018年第2期

      一、重新認識“逆城市化”及其價值

         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然而,在全球各主要國家城市化進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發生過人口的逆城市化實踐。對此,各國學者予以了充分關注,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布萊恩?貝利教授(Brian J.L.Berry)提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以來,①這一概念迅速風靡全球,成為地理學、人口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的學術熱點,逆城市化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學術議題。

         國內學者對“逆城市化”的關注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開始大量引進、吸收西方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逆城市化”也伴隨這一潮流傳入國內。與西方逆城市化研究不同的是,中國的逆城市化研究屬于“舶來品”,即最早從事逆城市化研究的學者,大多側重對西方研究成果的譯介與吸收;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持續爭議,國內學界開始接受“逆城市化”這一概念;在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浪潮下,逆城市化又開始轉向本土研究,并試圖把握逆城市化的現實影響[1]。②

         第一,從主流的城市化研究,到逆城市化研究訴求的產生。③無論是文學、史學、哲學等人文學科,還是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抑或是地理學、建筑學、規劃學等理工科,城市化研究都占據主導地位,而逆城市化研究大多受制于主流的城市化研究。也就是說,與主流的城市化研究相比,無論是研究成果的數量,還是研究成果的質量,逆城市化都遠遠不及城市化研究。逆城市化研究仿佛是枝繁葉茂的城市化研究中盛開的一朵奇葩,雖不能對整個城市化研究的主導地位構成威脅,但卻為城市化研究增添了多重色彩,從另一個側面促進了整個學術界的“城市化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內學界對城市化的研究偏好,破除了國內學界的“逆城市化”盲點,強化了21世紀的逆城市化現象研究。這種情況,一方面拓展了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促進了國內外學術交流的互動;另一方面,也啟發了國內學者的“逆城市化”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逆城市化的本土研究。

         第二,從真偽難辨的爭議,到逆城市化研究主題的奠定。作為一個“舶來品”的逆城市化研究,從傳入中國之日起,就伴隨著激烈的爭議。這些爭議集中在有沒有逆城市化[2]?逆城市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真實的,還是偽逆城市化[3]?是短暫的,還是持久的[4]?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些問題就一直困擾著當代中國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研究,給研究者們帶來了不小的困惑。然而,爭議的存在,不僅沒有阻礙逆城市化研究的前進步伐,反而從側面為逆城市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動力。因為關于“逆城市化”真偽難辨的爭議,本身就作為逆城市化研究的“元問題”而存在。對這些“元問題”的不同回答,構成了不同學科、不同視角下逆城市化的多元圖景,從根本上拓展了逆城市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第三,從西方學術話語的支配,到逆城市化本土研究的轉向。逆城市化是西方學者首先提出的,之后,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分析城鄉人口遷移的重要學術概念。自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者將其介紹到中國以來,“逆城市化”便得到整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持久關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中國學者,開始運用一種逆城市化的眼光來觀察城鄉人口遷移的動態演變過程。盡管在早期的研究中,逆城市化受到了西方學術話語的支配。但近年來,中國學者在研究中越來越注重本土視角,開始從本土實踐出發來理解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整體上看,逆城市化的本土研究仍然處于零散而破碎的狀態。盡管不乏一些針對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但由于研究過于具體,從而使研究本身缺少歷史關懷,顯得單薄而缺乏解釋力,使我們難以系統而全面地理解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

         需要說明的是,“逆城市化”不僅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被混亂使用的概念。不同國家的學者,針對不同的實踐,對“逆城市化”進行不同的概念界定。西方各主要國家在“高度城市化”背景下,均不同程度地發生過“環境污染、交通擁擠以及治安混亂”等“城市病”,以及由此而觸發的“富人階層、中產階級”等“城市人口外流”現象。④國內學者對“逆城市化”的理解要復雜得多,這不僅因為當代中國逆城市化表現出復雜的實踐形式,更是由于對國內學者而言,逆城市化是一個“舶來品”,在研究過程中需要處理與西方逆城市化的關系,即在何種語境下來理解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總體來看,有學者側重在介紹西方逆城市化現象的同時,來界定“逆城市化”這一概念[5];有學者以西方的逆城市化現象為標桿,來對這一概念進行質疑、批判[2];還有學者受西方逆城市化研究的啟發,嘗試對當代中國逆城市化進行本土界定[6]。

         中國城市化實踐的特殊性,決定了逆城市化實踐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本文論述的“逆城市化”,并非是一般意義上的人口的空間位移,同時還涉及戶籍制度層面的身份轉換。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本文借鑒政府人口統計時所采用的標準: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國家統計局在發布城市化率時,存在兩個不同的統計口徑,一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這兩個城市化率從不同層面反映了當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并且逐漸成為政府、學界以及社會大眾分析當代中國城市化水平和質量的重要指標。從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兩個維度,對“逆城市化”的外延進行界定:一是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高度重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二是戶籍人口層面的“非轉農”;三是常住人口層面的農民工“離城返鄉”。

         二、政治動員型逆城市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指的是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在中國社會持續進行的大批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的社會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政府部門成立了與之對口的“知青辦”,用以負責各項事務。從城鄉人口流動的視角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1949年以后國家通過各項制度安排,促使一批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7]。⑤這種遷移不僅是居住地的轉移,還表現為職業的轉換以及從市民到農民的角色轉型。

         當代中國第一輪逆城市化實踐,就是以“政治動員”為實踐形式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種類型的逆城市化有著深厚的國際國內背景。從國際上看,1949年以后,中國面臨著嚴峻的國際形勢,既有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也有與蘇聯社會主義老大哥的決裂,客觀上決定了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難以取得持久的外部支持;從國內來看,由于國家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因而導致了“資本排斥勞動”,制約城市工業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直接造成了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非同步發展”[8]。這種“非同步發展”的直接表現就是工業化優先,尤其是重工業優先,而城市化滯后。大量的城市人口不能實現在工業部門以及第三產業的就業,而只能向農業部門轉移。1968年以后,出于“反修防修”“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意識形態考量,國家更是明確要求大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如果說,“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還具有解決城市就業等經濟問題的考慮[9],⑥那么,毛澤東1968年講話后,⑦上山下鄉直接被賦予意識形態的外衣而得到制度性的強制推動。

         第一階段(1955-1967年)。這一時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表現為一種經濟動因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動員。早在20世紀50年代,國家為了解決城市就業難、升學難等問題,就動員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只不過,與“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相比,這一時期的意識形態動員,更多的是基于經濟因素的考量,即表現為一種經濟動因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動員。并且這個階段的政治動員大多尊重知識青年的個體選擇,并沒有上升到強制性的國家制度層面。作為個體的知識青年,在國家政治動員背景下,可以選擇是留在城市,還是“到農村去”。從城鄉關系的視角看,這一時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表現為從城市向農村的自由逆向遷移,個體表現為一種自由主動的選擇。只不過,個體的自由主動選擇,在無形中被國家的意識形態所建構和強化。

         第二階段(1968-1980年)。這一時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則是一種維護意識形態為目標的國家制度安排。“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擾亂了政府部門的各項工作安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一度中斷,而且一部分之前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返回城市,給本來就已經極度混亂的城市帶來了更大的問題。1968年,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⑧這標志著整個上山下鄉運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并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意義。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經濟動因逐漸淡化,維護意識形態的政治意義不斷強化。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逐步由前期的“自由選擇”演變為“文革”期間的“政治動員”,個體意愿在這場運動中被完全忽視,國家的意識形態成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主要合法性來源。盡管各種不同的聲音自始至終都伴隨著這一運動,但直到1980年,這場持續近四分之一世紀的逆城市化實踐才被畫上了休止符。

         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全過程來看,國家始終扮演著一個強力推動者的角色。一開始,出于解決經濟問題的考量,國家通過政治動員,促使一部分知識青年自由地選擇到農村去,打開了知識青年逆城市化實踐的“思想通道”。“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在防止修正主義意識形態和建立政治新秩序動機的聯合作用下[10],國家制定各項制度配合意識形態動員,為知識青年的逆城市化實踐疏通了“制度通道”。在前后兩個階段中,國家基于不同的問題考量,采取了相同的“上山下鄉”的政策,發動了這場極具“逆城市化”特點的“上山下鄉”運動[11]。在制度安排過程中,作為手段而存在的“意識形態”動員逐步演變成為作為目的而存在的“意識形態”維護,以“意識形態”為取向的國家制度安排始終貫穿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全過程。

         從這個角度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終處于“國家—社會—個體”的張力之中,體現為一種“國家中心”的關系性格局。這種“國家中心”,不僅體現為國家對社會與個體的支配作用,而且更加體現為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對社會和個體的吸納。國家意志為社會發展構建了理想藍圖,并以這張藍圖為標準實現了對個體行為取向的規訓。具體來說,國家一方面通過意識形態動員,為城鄉社會發展描繪了“消滅城鄉差別”的理想藍圖,另一方面則通過制度設計和政策實施分別對城鄉社會和個體行為進行了外在形塑和內在規訓,以此凸顯制度支配中的“國家中心”。在國家的政治動員下,城鄉社會形成了極具特色的“二元結構”,并在資源分配等方面服從于國家整體的戰略定位。同樣在國家的政治動員下,個體或主動、或被動、或積極、或消極地遵循國家意志進行逆城市化實踐,并且以踐行國家意志為基本行為取向。通過價值理念、制度設計以及行動策略三個層面的作用,“國家中心”的制度支配地位得以形成。

         三、政策準入型逆城市化:戶籍人口“非轉農”

         中國的城鄉差異,不僅僅是地域空間的分割,同時也是資源分布的區隔,而且在具有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作用下,城鄉社會更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從歷史發展來看,無論是經濟資源、政治權利、文化認同以及社會權益,城市都優于農村。從現實條件來看,隨著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施行,以“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為表征的城鄉身份社會逐步建立[12]。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先天不足”,再加上1949年以后“城市優先”的發展戰略,直接造成了農村的劣勢地位。在這種制度設計下,“農轉非”理應成為戶籍人口城市化的實踐形式。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城鄉社會之間,卻發生了戶籍人口“非轉農”的逆城市化實踐[13]。⑩這其中,不僅涉及農村籍青年大學畢業生,同時還有“農轉非”的新市民群體。

         第一,農村籍青年大學畢業生。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內大學的擴招,中國大學畢業生人數逐年攀升,大學生“就業難”逐漸成為一個社會熱點問題。在城市就讀的農村應屆大學畢業生,入學時,將戶口遷入城市。畢業后,當其在城市沒有找到工作,或者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時,部分畢業生便將戶口遷回農村[14]。農村籍大學畢業生的“非轉農”,從個體層面看,是青年大學生基于自身規劃的主動選擇;從社會層面看,則是“城市性”不足,城市社會難以解決青年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結果;從國家層面看,則是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社會要素均衡流動的重要手段。“非轉農”的逆城市化實踐,在國家政策、城鄉社會以及個體選擇的結構性作用下,在部分地區得以成為現實。也就是說,農村籍青年大學畢業生的“非轉農”,不僅伴隨著國家就業分配制度改革,同時也是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的結果。

         第二,“農轉非”的新市民群體。過去實現“農轉非”,不僅是個人身份的象征,同時也是社會經濟地位提升的表現,在實際操作中,競爭激烈且指標有限。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農業戶口在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以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方面表現出相對的比較優勢,再加上城市對“農轉非”的新市民群體在就業、醫療以及教育等公共服務上的排斥,“農轉非”的新市民群體并沒有享受到城市化進程中等值的“市民權”,反而因為“農轉非”而錯失了分享農村改革發展的成果。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實現“農轉非”的新市民群體,開始向政府提出進行“非轉農”的政策訴求,重新回到農村,做回農民。“非轉農”的訴求,在浙江、安徽、湖南等地得到地方政府戶籍政策的“選擇性準入”,成為一種社會事實。從“農轉非”的城市化,到“非轉農”的逆城市化,新市民群體的身份轉化需要國家政策和農村社會的雙重確認。

         兩種不同類型的非農業戶籍人口,都是基于自身意愿而進行的“非轉農”。但在這兩種不同類型的“非轉農”背后,國家、社會以及個體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簡言之,對于農村籍青年大學畢業生“非轉農”,國家不僅從制度設計層面保證,而且還協調地方政府、農村社會以及個體家庭之間的利益關系,為青年大學畢業生“非轉農”暢通渠道[15]。(11)對于實現“農轉非”的新市民群體而言,則設置了合理的“村民”資格準入門檻,以農村社會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規范“非轉農”審批程序。

         城市化進程中,戶籍人口“農轉非”服從于宏觀城市化的整體目標定位,在具體操作中,人們或主動或被動或積極或消極地進行著身份轉換。而戶籍人口“非轉農”,從表面上看,與國家“戶籍人口城市化”的目標設定相背離,但在實際操作中,也“選擇性”地得到了戶籍政策的確認。這其中,戶籍人口“非轉農”,正是由于之前單向度的“農轉非”所造成的,是為了彌補個體利益相對受損而做出的政策準入。“農轉非”造成的利益相對受損,使一部分人存在“非轉農”的政策訴求,試圖通過“非轉農”的身份轉換,增強城市化的獲得感與體驗感。城市化進程中,單向度“農轉非”造成的利益相對受損,引發了“國家—社會—個體”三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與緊張關系。國家通過“非轉農”的戶籍政策準入,實現了“國家—社會—個體”的利益調整與關系重構,促進三者間的結構性再平衡。

         可以說,“非轉農”的訴求與實踐,同樣處于“國家—社會—個體”的結構性作用之中,并展現出“社會轉型”的關系性格局。這種“社會轉型”體現為以農村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向現代城市國家的轉型,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價值理念、制度設計以及行動策略等方面的轉型。處于“社會轉型”中的國家與個體,在制度設計和行為選擇層面完全服從“社會”的需要,并通過制度調整與個體行為來配合“社會轉型”。進一步說,為了推進城市化的社會轉型,國家在制度設計層面松動了城鄉二元結構,通過戶籍政策改革,促進城市化水平和質量的提升。在城鄉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單向度的“農轉非”不僅不足以滿足個體的利益訴求,而且還造成了個體的利益受損,“非轉農”的逆城市化不是阻礙了社會轉型,而是緩解了社會轉型中的矛盾與沖突,展現出政策準入型逆城市化實踐的“社會轉型”邏輯。

         四、理性選擇型逆城市化:農民工“離城返鄉”

         城市化,不僅是農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同時也是農民進入城市,實現非農就業,進行“市民化”角色轉型的過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原先被嚴格限制在農村地域空間范圍內的農民,開始大規模、長時段地進入城市,謀求非農就業。作為一個概念的“農民工”,逐漸被政府、學術界以及社會大眾所接受。但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鼓勵和引導因金融危機而返鄉的農民工,不僅成為政府和社會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同時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從實際操作來看,農民工基于國家政策、社會支持以及理性選擇,有部分“離城返鄉”,開始了新一輪逆城市化實踐[16]。

         第一,返鄉養老。1978年以后,隨著土地、戶籍以及財稅等城鄉二元結構的逐步松動,大批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實現非農就業,“農民工”一詞最早也是從那時開始流行起來的,農民工也逐漸成為一個得到社會各界關注的弱勢群體。時至今日,老一代農民工在將自己的青春歲月貢獻給城市化建設的同時,當代中國的城市社會卻并沒有在制度設計、公共服務以及情感認同等方面接納年老力衰的農民工。每逢年底,全國各地便會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現象。也就是說,當老一代農民工不能對城市化建設做出貢獻之時,便只能“返鄉養老”。對于以“返鄉養老”為目標的農民工而言,理性選擇的核心是基于對個體生命周期的判斷。當其認為自身所處的生命周期難以適應城市的工作,或者城市工作收益不足以滿足自身的勞動力再生產之時,便會發生以“養老”為實踐取向的“離城返鄉”。在這種情況下,理性選擇之“理性”便以“返鄉養老”的形式表達出來。

         第二,返鄉就業。非農就業是農民工進城的首要目標。對于農民工而言,城市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這些就業崗位成為農民工進城的前提條件。同理,對于“離城返鄉”的農民工而言,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城市的就業發生危機,或者說農村的就業收益優于城市,農民工基于個體的理性判斷后,主動“返鄉就業”。當代中國,隨著西部大開發、社會主義新農村以及新型城鎮化等一系列國家戰略的實施,廣大農村地區產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這些都構成了農民工“返鄉就業”的多元支持網絡。而且,個體的“返鄉就業”,不僅可以避免城市失業危機所帶來的風險,同時還有利于解決農村“三留守”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對于農民工而言,即使在城市就業的收入較高,但是,因進城而遺留在農村的其他一系列問題,則是個人的高收入所不能解決的。在一定條件下,這些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制約農民工的城市就業。換一個角度來看,盡管“返鄉就業”不一定是一種經濟理性行為,但是,卻是一種“最優”的社會理性行為。在這里,理性選擇之“理性”,便以“返鄉就業”的形式呈現出來。

         第三,返鄉創業。農民進城務工,在增加個體收入的同時,也提高了就業技能,積累了工作經驗,擴大了職業人脈。當城市就業發生危機,或者說農民工感覺城市就業滿足不了對現實的生活預期,便可以積累資金、技術以及經驗,返鄉創業。在這種情況下,“返鄉創業”不僅是個體農民工的理性選擇,同時也受到政府的積極鼓勵和社會的多元支持。中央、地方兩級政府不僅從制度上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同時也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為農民工創業提供政策支持。農村社會也期望返鄉農民工的創業能夠進一步帶動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農民工的創業實踐,并不完全是城市就業危機下的被動選擇,同時也可以是個體施展抱負的主動作為。對于“返鄉創業”的農民工而言,“返鄉”只是他們的手段,而“創業”才是他們的目的,只有手段與目的達到一致時,“離城返鄉”的逆城市化實踐才會達成。在這里,理性選擇之“理性”,便以“返鄉創業”的形式呈現出來。

         對于農民工“離城返鄉”的逆城市化實踐而言,理性行為選擇之“理性”,不僅僅表現為以“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的生存理性和經濟理性,同時也更多地表現為以“滿意原則”為核心的社會理性。從理性選擇角度來看,城市就業危機造成的農民工就業困難,只是“離城返鄉”的邏輯起點。在農村經濟社會取得長足發展的大背景下,在數以億計的進城農民工不再為“溫飽”問題而擔憂的同時,依然發生長時段、大規模的“離城返鄉”,背后蘊藏著多重社會因素。個體農民工的“離城返鄉”,是國家結構性的宏觀制度安排,其發生演化受到了城鄉社會“推拉”的作用力。無論是從目標定位、制度安排還是路徑選擇、行為取向上看,當代中國農民工“離城返鄉”的逆城市化實踐,是國家、社會以及個體三者相互勾連的過程,是三者之間不斷磨合、趨于一致的過程。

         無論哪一種理性行為選擇,背后都是“國家—社會—個體”三者綜合作用的結果,體現為一種“個體賦權”(12)的關系性格局。這種個體賦權,不僅表現為國家制度和社會發展對個體城鄉遷移權利的賦予、尊重與保護,而且成為理性行為得以發生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說,個體賦權成為一種自變量,影響了國家的制度設計和城鄉社會發展,進而成為“生存理性、經濟理性以及社會理性”等理性選擇型逆城市化的核心要素。換句話說,盡管農民工的理性行為實踐受到國家制度設計和城鄉社會發展的外在作用,但是,最終決定這一行為發生的,是農民工個體,并受到國家制度和社會發展的尊重與保護。在個體賦權的作用下,國家的制度設計與城鄉社會發展,只是作為一種外在影響因素而存在,并不足以決定農民工逆城市化實踐的發生。因為,在相同的國家制度和城鄉社會的作用下,農民工既可以選擇“離城返鄉”,也可以選擇“進城務工”,并且“進城務工”占據著主流位置。農民工“離城返鄉”,展現出理性選擇型逆城市化中“個體賦權”的實踐邏輯。

         五、中國逆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重構

         “逆城市化”是美國經濟地理學家布萊恩?貝利(Brian Berry)教授1976年提出的,用以解釋20世紀70年代美國“高度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病”觸發的“富人階層、中產階級”向郊區以及農村遷移的現象。本文面向“本土實踐”,立足于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這一社會事實,重新界定“逆城市化”的內涵與外延,實現中國逆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重構。當代中國發生過三次具有明顯區分度的逆城市化實踐。其中,既有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實踐形式的“政治動員型逆城市化”,也有以戶籍人口“非轉農”為實踐形式的“政策準入型逆城市化”,更有21世紀以來農民工“離城返鄉”為實踐形式的“理性選擇型逆城市化”。在長時段、大規模的逆城市化實踐過程中,國家、社會以及個體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呈現出不同的面相,以不同的姿態介入到逆城市化當中去,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主流城市化進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參見表1)。

          

         從時間節點上看,20世紀50年代、20世紀90年代再到21世紀以來,中國發生了三輪逆城市化實踐。這三輪逆城市化不僅是時間意義上的先后關系,同時也是實踐層面上的繼承延續關系。三輪逆城市化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不同時段的逆城市化卻隱藏著相同的內在作用力。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以來,當代中國逆城市化都是一個國家、社會以及個體三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勾連的過程。國家通過制度設計與政策制定,達到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的目標。個體或服從或反抗或積極或消極,最后都進行著以國家意志為取向的人口逆城市化實踐。社會則從20世紀50年代的國家控制,到90年代的日漸發育,再到21世紀以來的轉型發展,其崛起的態勢部分消解了國家的意識形態權威,賦予個體自由理性選擇權,這直接促使社會樣態從“鄉土中國”向“城市中國”的轉型。

         從發生機制看,從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動員,到20世紀90年代的政策準入,再到21世紀以來的理性選擇,這一過程反映的是在逆城市化實踐過程中,國家權力干預逐漸減弱,社會政策調節日漸增強,個體理性選擇能力逐步凸顯。在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社會以及個體的力量分布、作用大小以及表現形式不一,因而逆城市化實踐的發生機制也不一樣。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逆城市化實踐,蘊藏著不同的發生機制;不同的發生機制,表征著國家、社會以及個體的互動博弈,折射出國家、社會以及個體三者的結構性特征。從內在規定性角度看,政治動員屬于“強度”規定性[17],(13)政策準入屬于“中度”規定性,而理性選擇則是一種“弱度”規定性。1949年以后,中國逆城市化呈現出“強度—中度—弱度”的歷史演變過程,分別表現出“國家中心—社會轉型—個體賦權”的實踐邏輯。從社會群體看,“知識青年”這一社會群體已經隨著上山下鄉運動的結束而終結,即使今天我們仍然在一定的語境下使用“知識青年”這一概念,其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作為逆城市化主體的知識青年已經成為歷史。“戶籍人口”這一社會群體受到了戶籍政策的作用,成為“非轉農”的逆城市化主體。“農民工”這一社會群體的產生,受到了二元戶籍政策的作用,其進城或者返鄉行為選擇的發生,是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城市化進程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戶籍人口非轉農以及農民工離城返鄉并不是一種先驗性存在,而是一種城市化進程中的“未預期后果”。這種“未預期后果”是特定的社會群體在特定的時間節點,受到了特定發生機制的作用而產生的。同時,這種“未預期后果”對“城市化”這一“有意圖行為”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城市化影響來看,不同類型的逆城市化實踐,對主流城市化戰略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國家在消滅城鄉差別的認知下,通過政治動員而發動的人口逆城市化實踐;戶籍人口非轉農是國家為了回應農轉非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18],(14)通過政策準入而確認的逆城市化實踐;農民工離城返鄉是國家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既定戰略下,通過理性選擇而生成的逆城市化實踐。從時間維度看,政府對城市化的認識不斷深化,相關的制度設計不斷調整,具體的城市化路徑不斷完善。從空間維度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政府總是基于既定的目標,不遺余力地多元提升城市化水平與質量。總體而言,城市化進程中的逆城市化,以不妨礙整體的城市化為前提,以作為城市化的配套戰略而存在。一旦城市化受到阻礙,逆城市化便會轉軌成為城市化。

         需要說明的是,作為政治動員型逆城市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恰恰阻礙了城市化進程,甚至以一種“反城市化”(15)的面貌呈現出來,在一定階段,造成了城市化水平的降低[19]。因此,最終轉軌為“回城”的城市化實踐。戶籍人口“非轉農”,看似與“農轉非”的城市化相對立,本質卻是對“農轉非”城市化的政策調適,以緩解單向度“農轉非”造成的利益受損。農民工“離城返鄉”,看似與主流的農民“進城務工”背道而馳,其理性行為選擇卻暗合城市化的內在取向,符合城市化的實踐邏輯。作為人類價值理想層面的城市化,其發生、發展及其演化,遵循著“國家現代化、城鄉社會發展、個體美好生活追求”這一實踐邏輯。

         從中國經驗來看,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是一個應對“城市化問題”的解決方案[20]。本文立足本土實踐、基于本土事實,嘗試提出不同于西方逆城市化理論的“中國逆城市化理論”:(1)中國的逆城市化實踐與城市化率的高低沒有必然聯系,而與相關的制度設計、政策實施、資源分配以及內外環境存在較為密切的關系,受制于國家、社會以及個體三者間的結構性關系。(2)中國城市化的不同階段,分別發生了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的逆城市化實踐,具體表現為政治動員型逆城市化、政策準入型逆城市化以及理性選擇型逆城市化,并分別蘊藏著“國家中心”“社會轉型”以及“個體賦權”的實踐邏輯。(3)中國的逆城市化實踐不是對城市化的反叛,而只是對城市化的調整,對主流城市化進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無法對城市化的基本趨勢構成威脅,二者共生于現代化的母體之中。本文嘗試提出“中國逆城市化理論”,助推“逆城市化研究”的非西方轉向,超越西方逆城市化理論的認知局限,促進逆城市化理論從單一走向多元。

         從全球城市化實踐來看,逆城市化作為一個知識脈絡而存在。無論中西,逆城市化都不是城市農村化、工業農業化以及市民農民化這么簡單,本質上還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城市化。如果我們將西方國家的逆城市化看成是“過度城市化”的產物,那么,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種“城市化不足”的表現。因為城市化實踐的特殊性,決定了逆城市化實踐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從先發的歐美國家,到后發的正在崛起的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化進程中的逆城市化,其發生、發展都存在明確的問題指向。1949年以后,由于歷史傳統、現實目標、制度設計、政策實施、內外環境以及發展階段的不同,中國的逆城市化實踐也以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面貌呈現出來。而且,中國城市化實踐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無法發生西方意義上的逆城市化。中國的富人階層基于個體的遷移意愿與遷移能力,大多移民海外而不需要向農村遷移。中國的中產階層受制于現行的城鄉制度設計,不具備向農村遷移的能力。中國實踐與西方理論,存在巨大的“裂痕”與“錯位”。面向“本土實踐”,構建中國本土性的城市化理論話語體系成為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注釋:

         ①Berry B.J.L.(1976).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Vol.11).SAGE Publications,Incorporated,p34.

         ②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逆城市化研究數量開始增加,相關的學術爭議逐漸顯現。有學者認為,“逆城市化”這一概念在中國語境中出現“斷裂”,原有的概念在研究過程中發生了轉變。

         ③最早對“逆城市化”進行研究的是華東師范大學人口所的張善余教授,他1987年在《人口與經濟》上發表了《逆城市化——最發達國家人口地理中的新趨向》一文,首先注意到了西方發達國家城鄉人口遷移的新趨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區乃至更外圍的鄉村地區遷移”。

         ④Berry B.J.L.(1976).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Vol.11).SAGE Publications,Incorporated,p34.

         ⑤有數據顯示,1962-1980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總人數達到1800萬左右。

         ⑥即使是經濟方面的動因,也最終是通過國家的意識形態動員呈現出來的,國家強制性的意識形態動員始終發揮著直接的主要作用。并且,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文革”十年間,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同時,大約有1300多萬非城鎮人口倒流入城市,其中包括幾百萬農村勞動力。

         ⑦學界普遍將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當成劃分整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依據。

         ⑧有學者分析了“再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并將其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基石,參見參考文獻[8]。

         ⑨“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性質區分”已經成為戶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務,各級地方政府也紛紛出臺文件落實這一任務要求。但是,從現有操作來看,依附在城鄉戶籍背后的資源分配不均衡在短時間內是難以改變的。

         ⑩之所以將戶籍層面的“非轉農”統一劃歸為“逆城市化”,是由于戶籍身份轉換是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的一個顯著的標志。

         (11)主管戶籍工作的公安部曾經就“非轉農”問題表態,“對于雖已畢業,但仍未實現就業、不具備生活基礎的,可在征得村委會或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同意后,按照戶口遷移有關程序規定,將本人戶口由就讀學校所在地、原工作所在地或人才市場(中心)所在地派出所遷回原籍并轉為農業戶口”。

         (12)權利和權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權利(right)屬于法律上的概念,與義務相對應而存在,根據承認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習慣權利、道德權利、宗教權利和法律權利等;權力(power)則具有較強的政治屬性,與責任相對應而存在,一般而言,特指國家政治權力。

         (13)1978年以前的逆城市化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特征。

         (14)有學者基于2010年全國性調查數據的統計分析發現:絕大多數農民工不愿意轉變為非農業戶口,如果要求交回農村承包地,則只有10%左右愿意轉為非農業戶口。

         (15)反城市化論者主要表達傳統農業文明對現代城市文明的抵制。


      作者簡介:沈東(1987- ),男,安徽蕪湖人,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社會學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城市化。南京 2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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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9日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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