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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研究 理論研究

      南朝巴蜀僚人的華夏化

      胡小文

      2018年12月20日 02:26

      張兢兢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 年 6 月

      “僚人”始見于西晉史籍中的零星記載,① 成漢時從南中大量北遷入蜀,② 自此與華夏發生密切關系。《魏書·僚傳》云: “諸僚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僚遂挾山傍谷。”僚人入蜀與蜀人外遷改變了蜀地華夏與非華夏的力量對比,桓溫平蜀后東晉政府無法遏制僚人勢力快速擴張,致使巴蜀地區出現了諸多華夏政治支配不到的隙地。

      東晉后期荊州刺史殷仲堪上書稱: “巴、宕二郡為群僚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僚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僚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丑類轉難制。”③ 據《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所載,成漢以至東晉巴蜀郡縣為僚人所沒者甚多,大片土地空荒,許多地方完全變為非華夏的世界,從而導致華夏編民的銳減與僚人人口的迅速增長,華夏政權對蜀地的統治面臨傾覆之危。

      據蒙文通先生推算,劉宋大明時蜀中僅5. 6 萬余戶,略當西晉太康時的四分之一; 而入蜀僚人自成漢末的十余萬落增長至北魏末的40 萬戶,沿長江兩岸、嘉陵江以東至漢中地區,岷江兩岸至蜀州,沱江兩岸至簡州,涪江兩岸至涪城,全為僚人分布區。① 蜀地僚人數量劇增亦與僚這一概念的擴散有關。由于入蜀僚人勢力坐大,西南地區其他土著族群在華夏的認知上多被納入僚的范疇,遂使僚人成為西南諸非華夏人群的一種泛稱。② 整個南北朝時代,巴蜀僚人之盛,始終是困擾華夏政權的棘手問題。從劉宋開始,華夏政權長期用兵巴蜀,討伐各支僚人部落,在僚地創設政區,恢復華夏政權的支配力,僚人的華夏化進程也隨之而來。

      20 世紀以來學界對僚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僚人的族稱含義、族屬流變、徼外僚人與僚人入蜀等幾個方面的問題,③ 研究視域多局限于民族史的范疇,對僚人與華夏國家的關系演變關注不夠,尤其是對于晉唐之間巴蜀僚人這一地域族群納入華夏統治的進程,缺乏全面系統的梳理與研究。④ 因此,本文以南朝時代的巴蜀僚人華夏化為對象,考察各階段相關制度的實施進展情況,以期從整體上把握僚人群體的政治演進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華夏化”不能簡單作為“漢化”的代名詞使用,因為所指的不是漢族對非漢民族的同化,⑤ 而是側重于討論非華夏統治的人群如何納入華夏政治體、成為華夏的成員。⑥ 史料所見南朝巴蜀僚人的華夏化主要表現為僚地的郡縣化與僚人的編戶化,有關這一時期僚人對華夏產生的文化認同,以及經濟生產方式與社會生活習俗的華夏化,限于極少的幾條材料,① 實難考察。從《太平寰宇記》對僚人的一些記載來看,遲至唐宋時代巴蜀僚人在文化、經濟、社會諸方面仍保留著不同于華夏的固有傳統。② 基于此,本文所討論的僚人華夏化,蓋指華夏政權與僚人的政治關系。

      一、巴蜀地區華夏統治的重建: 劉宋時代僚人華夏化的初始

      東晉義熙年間劉裕平定譙縱之亂,巴蜀回歸于建康政權,然而群僚尚難以管制。為強化對蜀地的控制,劉宋開始加強益、梁二州刺史的軍政權力,實行強力統治政策。③ 《宋書·百官志下》云: “西戎校尉,晉初置,治長安。安帝義熙中又置,治漢中。”西戎校尉顯然是在漢中的非華夏勢力造成之巨大壓力下復置的,宋世俱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兼任,④ 賦予其軍事統率權力,鎮撫非華夏人群。

      在華夏政權的軍事威懾下,劉宋首先恢復了殷仲堪所云為群僚所覆的梁州西南部巴西、宕渠二郡建置,⑤ 并分巴西置歸化、北水二郡,以領僚戶。⑥ 劉宋中期對這一地區的治理頗見成效,梁州西南部復有僚人于孝武帝時內屬,于是置懷漢郡,領三縣,治下419 戶當是僚人編戶齊民的結果。① 然泰始末梁州數支僚人同時發起大規模叛亂,② 宋世巴蜀東北部的華夏統治仍然處于不穩定的狀態。

      孝建元年( 454) 分荊、湘、豫三州置郢州,罷廢諸郡軍府,③ 極大地削弱了長江中上游地方的華夏軍事力量,以至其后“三峽蠻、僚歲為抄暴”,故泰始中分荊州之巴東、建平郡,益州之巴郡、巴西梓潼二郡( 同治一地) ,置三巴校尉于巴郡以鎮之。④ 位于巴郡與巴西梓潼二郡之間的遂寧郡“其地多僚,官長力弱,不相威攝”,泰始五年( 469) “分遂寧為東、西二郡”。⑤ 泰始末,三巴復亂,巴西梓潼二郡陷沒。⑥ 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謙“布恩惠之化,蠻僚懷之,競餉金寶”,“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⑦ 良吏的教化作用實際非常有限,至元徽中二郡依然屢遭蠻、僚攻破, “民人流散,存者無幾”。⑧ 三峽諸郡地處荊、益之間,是長江中游的蠻與長江上游的僚兩大族群交匯地帶,劉宋政府始終無力控制這一地區,宋末三巴校尉罷廢,⑨ 是巴蜀東部華夏統治退縮的反映。

      大明八年( 464) 益州刺史蕭惠開赴任伊始,“欲廣樹經略,善于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巂以為內地,綏討蠻、濮,辟地征租”。瑏瑠在時人看來,牂牁、越巂是有別于“內地”的蠻、濮之地。部分學者認為僚人源自濮人,瑏瑡無論這一觀點是否成立,牂牁郡乃入蜀僚人的主要來源地,瑏瑢越巂郡至齊改為僚郡,瑏瑣二郡皆為僚人盤踞區域,賦稅征收難以施行,是不受朝廷權力支配的非華夏之地無疑。宋世遍布巴蜀內地的僚人尚未有效地納入華夏政權,蕭惠開經略南中之圖只能化為泡影。“賧”是東晉南朝政府對境內不賓服的非華夏人群專門征收的一種賦稅,① 最初以蠻夷贖罪錢的形式出現,“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益州僚人輸賧贖罪始見于宋明帝之時,時任益州刺史的垣閎,被人稱作“被賧刺史”,其以此作為聚斂手段,以至于“蜀還之貨過數千金”。② 由于巴蜀僚人數量龐大,從其抽取的可觀經濟利益,為此后歷任益州刺史乃至統治該地的南北各政權所重視,成為僚人華夏化的一大推動力。劉宋時代著手恢復華夏政權對巴蜀地區的控制,主要通過設置軍府威懾僚人。此期經略的重點在巴蜀東部和北部,然而當地僚人的叛服無常,意味著華夏統治力的微弱; 巴蜀西部和南部大片腹地,依舊是僚人活躍的非華夏世界,劉宋政府尚無暇顧及。劉宋后期巴蜀局勢的動蕩,促使齊初對僚人政策的轉變。

      二、從軍事高壓到綏懷羈縻: 蕭齊時代僚人華夏化的反復

      劉宋昇明二年( 478) 復置三巴校尉。齊初為進一步鎮靜三峽蠻、僚,建元二年( 480)分荊州巴東、建平郡,益州巴郡、涪陵郡,置巴州,永明元年( 483) 省。③ 三峽地區各種非華夏人群混雜,劉宋以來荊、益二鎮皆“統綰勢難”,所以有單獨劃置高層政區的必要,然“梁州藉利,因而表罷”。④ 巴州的旋置旋廢,使這一地區又回復到原先的狀態,蕭齊對三峽僚人仍未能達到有效控制。

      蕭齊代宋之初,裴叔業上疏論巴蜀形勢曰: “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賧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岷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蕩山源,糾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⑤ 他提出皇子鎮巴蜀、配以重兵的主張,改變異姓居之、鎮者無兵的局面,總督益、梁、南秦三州軍政,強化各郡的戍防兵力,“搜蕩山源,糾虔奸蠹”,將蜀地非華夏人群徹底納入華夏統治,裴叔業的建議對隨后蕭齊治蜀政策的調整有著直接影響。

      齊初益州刺史陳顯達以責賧的名義,對山中僚人展開殺戮。《南齊書·陳顯達傳》云:“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僚,前后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僚帥曰: ‘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顯然陳顯達將本作贖罪錢的“賧”,變為正式的賦役負擔普遍施加于僚人,而此前未見向僚人征收賦役之例,故此舉引起僚人反抗,進而發生激烈的軍事沖突,拉開了此后華夏政權攻伐僚人的序幕。

      陳顯達對僚人的高壓政策,引發了蜀中非華夏人群的群起騷動,“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州城北門常閉不開”。在這種緊張的態勢下,永明二年( 484) “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而以始興王蕭鑒接任益州刺史。① 《南齊書·州郡志下》云: “方面強鎮,涂出萬里,晉世以處武臣。宋世亦以險遠,諸王不牧。”蕭鑒出鎮益州,是南朝以來首次以宗王充任益州刺史,透露出巴蜀在建康政權中地位的提升。蕭鑒對非華夏人群的政策由武力討伐改為鎮撫綏懷,以德政籠絡巴蜀的土豪酋帥勢力,“自是巴西蠻夷兇惡,皆望風降附”,“戎夷慕義,自是清謐”。② 永明三年( 485) 置平蠻校尉,③ 以蜀郡太守兼任,④ 鎮撫的同時加強對益州非華夏人群的軍事監控。

      蕭齊政權的綏懷政策吸引了非華夏人群的歸附,為了集中治理沾沐王化的巴蜀僚人,設置僚郡與左郡以統之。僚郡、左郡的統治方式乃委任酋帥為地方長官,代表華夏治理夷民,實質上保持了非華夏的土著社會組織,不干預內部事務; 同時相較于正郡的編戶齊民來說,僚郡、左郡在賦稅征收方面對僚民有所優待。⑤ 蕭齊于益州置僚郡五、左郡二: 東宕渠僚郡,領宕渠、平州、漢初三縣; 越巂僚郡; 沈黎僚郡; 甘松僚郡,領蠶陵縣; 始平僚郡; 齊開左郡; 齊通左郡。⑥

      宋世益州東部的南宕渠郡領宕渠、宣漢、漢興三縣,戶504,⑦ 后郡廢,⑧ 當沒于僚,入齊后在僚人歸附的情形下重立東宕渠僚郡于此,復領三縣,統治粗定。又劉宋益州西南邊陲的越巂郡領縣八,戶1349,沈黎郡領縣三,戶65。⑨ 二郡至齊改僚郡后無屬縣,更無戶數記載,說明二郡僚人勢力的深厚,迫使縣級政區撤銷,華夏統治進一步弱化,尋沒于僚。瑏瑠甘松僚郡與始平僚郡以益州北部歸附僚人新置,瑏瑡二郡止領縣一。齊開左郡與齊通左郡分犍為郡而置。瑏瑢犍為郡在僚人入蜀之前,即是蜀地本土僚人的一支僰人居住地,瑏瑣則此二左郡亦為治理益州南部僚人而新設,領縣無。蕭齊在益州新置的僚郡、左郡地望多不明了,郡縣秩序的不成熟,表明華夏政權對當地的支配力相當松弛。

      蕭齊時代在軍事不利的情況下,以設置僚郡、左郡為特色,對賓附的僚人實施羈縻統治。在這一制度下,非但朝廷行政權力在僚郡、左郡難以浸透,而且越巂與沈黎二僚郡終為僚所覆。僚郡、左郡之外廣大的巴蜀之地仍然遍布未賓附的僚人,這樣的狀況進入蕭梁以后方有改變。

      三、深入征伐與廣置州郡: 蕭梁時代僚人華夏化的加速

      蕭梁以降,隨著南朝疆土的縮小與編戶的減少,境內蠻、俚、僚對華夏政權的意義凸顯。為了增加國家編戶與財政收入,梁武帝致力于南方內地的開拓,大大強化了對非華夏人群的控制。在這一政策背景下,巴蜀僚人的華夏化也以空前的速度展開。天監四年( 505)漢中為北魏所取,從而使益州在梁世戰略地位更加重要,除開國功臣鄧元起外,益州刺史皆為宗王,可見梁武帝對益州的重視。同時遍布益州的僚人對巴蜀地區的安危而言是極大的隱患,于是武帝一改前代的綏懷之策,直接用武力對僚人展開大規模征討。《魏書·僚傳》云: “蕭衍梁益二州歲歲伐僚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

      自天監四年( 505) 至普通四年( 523) 張齊居蜀,歷任巴西太守、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南梁州刺史,“討擊蠻僚,身無寧歲”,“既為物情所附,蠻僚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于庸、蜀”。① 梁州沒于魏后,天監八年( 509) 以巴西郡置南梁州,② 南梁州“皆仰益州取足”,很大一部分財政開支依賴于伐僚帶來的收入,如《梁書·張齊傳》載,天監十年( 511) 張齊平定巴西僚亂,收其租稅,“得米二十萬斛”,“以應贍南梁”。從責賧物到稅租米的轉變,意味著這部分僚人的身份已等同于編民。劉宋恢復覆于僚人的巴西郡建置之初,大明八年( 464) 戶僅4954,③ 梁初增至4 萬余戶,④ 40 余年間巴西在籍人口增幅約在10 倍,顯然非自然增長所致,當是大量僚人編戶齊民的結果,這一階段巴蜀東北部僚人較為集中的巴西郡華夏化取得長足進展。

      梁世僚郡、左郡不見史載,除了為僚所沒的越巂、沈黎二僚郡外,甘松僚郡、齊開左郡亦遭荒廢,⑤ 大同中蕭紀鎮蜀之前,此數郡復淪為非華夏之地。其余東宕渠僚郡改為宕渠郡,⑥ 始平僚郡改為始平郡,齊通左郡改為齊通郡,⑦ 成為華夏正郡。蕭梁政府對新征服的僚人,不再采取僚郡、左郡的羈縻方式管理,而是在僚地直接設置正郡。《太平寰宇記·劍南東道六》“普州”條云: “今州境,即漢之資中、牛鞞、墊江、后漢之德陽等四縣之境……李雄亂后,為僚所沒。梁置普慈郡于此,梁普通中,益州刺史臨汝侯賜群僚金券鏤書,其文云: ‘今為汝置普慈郡,可率屬子弟,奉官租以時輸送。’”從華夏政權賜予僚人君長券書的情形可知,蕭梁在僚地置郡之初,僚人部落組織尚未解散,賦稅仍須通過酋帥征收,然僚民所承擔的賦役不再區別于編戶齊民,僚郡、左郡的自治狀態隨之打破。

      蕭梁在推進南方開發的過程中,為了深化統治蠻、俚、僚諸非華夏人群,實行廣建州置的政策。同時期的北魏自太武帝時便授予南境蠻酋刺史的名位,① 在南北政權競相招徠中間地帶蠻人勢力的形勢下,梁武帝天監中始于北境蠻區置州籠絡蠻酋,② 以達到與北方爭衡的目的。普通以降嶺南與巴蜀逐漸成為經略的重點,州的析置政策遂施及俚區和僚區。巴蜀僚區沿著自東北而西南的開發方向增設州置,以蠻、僚交匯區域信州的出現為開端。宋齊以來三峽蠻、僚勢力猖獗,劉宋三巴校尉、蕭齊巴州皆旋置旋廢,為了改變三峽諸郡分屬荊、益二州治理甚難的局面,梁初巴東、建平二郡自荊州度屬益州,由其統一管理,但益州鞭長莫及,終在普通四年( 523) 割二郡置信州。③ 至此三峽地區劃置獨立的高層政區,華夏政權對巴蜀東部僚人的控制得以強化。

      大同元年( 535) 蕭梁收復漢中,解除了益州的外部威脅,從而集中精力對付僚人。

      《元和郡縣圖志·劍南道上》“邛州”條云: “梁益州刺史蕭范于蒲水口立柵為城以備生僚,名為蒲口頓。”蕭范深入僚地建立軍事屯戍圍捕僚人,并聯合巴蜀土豪勢力加強了對僚人的攻勢。《陳書·侯瑱傳》云: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眾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范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仇,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范,范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僚不賓附者,并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前述梁初在太守張齊的治理下,巴西僚人華夏化成效卓著,作為巴西酋豪的侯氏極有可能是依附蕭梁的上層僚人。蕭梁政府拉攏與利用華夏化程度較高的“熟僚”討伐深山之中不沾王化的“生僚”,授予僚帥邊郡長官,④ 治理編戶化的僚民,通過不同的方式分別將僚人納入華夏政權,實現其各自向華夏身份的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與蕭梁對北境蠻酋大肆授以刺史、太守的情形相比,巴蜀僚帥受封的例子卻不多見,似乎透露出梁世治蠻與僚政策上的差異,蓋與蠻、僚各自的政治體發育程度及二者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有關。據胡鴻先生研究,蠻人自戰國即開始與華夏接觸,秦漢以來長江中游蠻人社會逐漸接受帝國的印綬與官爵秩序,到南北朝時代蠻人的組織能力與軍事實力都大為增強; 又蠻人北徙后處于南北對峙的中間地帶,可以得到多方的官爵和賞賜,獲得了主動選擇的權力,使其成為華夏政權籠絡的對象。① 而僚人與華夏接觸較晚,僚人入蜀后遍布蜀地,蜀地華夏統治凋敝,王朝的政治秩序對僚人社會的影響遠不如蠻人社會深刻,故僚人的政治體發育度非常低。華夏史家筆下的僚人, “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② “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③ 僚酋的政治權威極為有限,血親復仇的原始傳統始終存在,呈現破碎化特征的僚人部落缺乏加入華夏政治體的主動性; 又相對于長江中下游而言,巴蜀在南朝前期不是南北爭奪的重點,僚人對雙方的重要性不及蠻人,不若蠻人受到重視。而在梁魏爭奪漢中的30 年戰爭中,梁州僚人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④ 促使蜀地的蕭梁地方長官認識到拉攏邊地僚酋的必要性,故而益州刺史蕭范委任巴西酋豪侯瑱之事例,應置于這一新的形勢下予以解釋。然而對于巴蜀廣大腹地的僚人,依然采取的是軍事占領的方式在僚地建置州郡,這在蕭梁后期尤為顯著。

      大同三年( 537) 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蕭紀出鎮益州,經營巴蜀17 年,對非華夏人群的統治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李文才先生指出,蕭紀出鎮益州乃出于梁武帝對其的偏愛與對益州的看重,在其鎮蜀期間益州已不在荊州的兼督之下,并認為蕭紀對巴蜀僚人的管理更為有效,惟其以為蕭紀治僚的政策以安緝撫慰為主,似可商榷。⑤ 根據史書記載來看,蕭紀開發巴蜀多伴之對非華夏人群的武力征服,與梁武帝時代總的方針趨勢是一致的,從其在蜀地廣置州郡的情形判斷,其對僚人的有效管理是以軍事拓殖為前提的。《南史·蕭紀傳》稱其“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蕭紀在西南不遺余力地開發,既滿足了梁武帝晚年拓地蠻夷之愿,也是其建立功業進以奪嫡、退以割據之資,全蜀僚人在蕭梁后期華夏化的加速,是國家大政方針與蕭紀個人野心兩方面所共同促成的。

      蕭紀首先開拓的是宋齊以來較為安定的巴蜀東部宕渠地區,東宕渠僚郡入梁后改為宕渠郡,又分置北宕渠郡,大同三年( 537) 蕭紀在其地置渠、鄰二州,⑥ 對宕渠僚人的統治進一步深化。巴蜀南部犍為地區在蕭紀統治期間,獲得全面的開發。《元和郡縣圖志·劍南道上》“戎州”條云: “漢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發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僰道抵牂柯,鑿石開道,二十余里,通西南夷,置僰道縣,屬犍為郡,今州即僰道縣也。戎僚之中,最有人道,故其字從‘人’。李雄竊據,此地空廢。梁武帝大同十年,使先鐵討定夷僚,乃立戎州,即以鐵為刺史,后遂不改。”漢武帝開置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① 當地郡縣秩序長期穩定,對僰人的教化遂有可能,故稱其在僚人之中“最有人道”。成漢時由于僚人勢盛,犍為、江陽二郡大片土地為僚所沒,江陽郡治江陽縣至梁始恢復建置。② 大同十年( 544) 蕭紀平討犍為南部僚人后,于僰道縣置六同郡,③ “六合所同”表達了拓定夷僚、實現華夏帝國域內均質化統治的意愿,并置戎州于此,又于江陽郡置瀘州。④ 前述犍為北部分置的齊通左郡入梁后雖已改正郡,而遲至梁末仍被視作“外徼”之地,則梁世升為正郡的僚郡、左郡,對其華夏化程度不宜作過高估計。太清二年( 548) 蕭紀開通外徼,于齊通郡立青州,⑤ 變為徼內之地。蕭紀通過軍事征討與分建州郡,深化了對巴蜀南部腹地的治理。巴蜀西南邊陲是華夏力量稀疏的“生僚”之地。蜀郡臨邛僚地與沒于僚人的沈黎舊郡相接,“宋及齊、梁不置郡縣,唯豪家能服僚者名為保主,總屬益州”,蕭紀在蕭范立蒲口頓的基礎上置邛州。⑥ 該地生僚與土豪互相勾連,尤為難治,經兩任刺史努力,雖得置州,卻“未為郡縣”,⑦ 故蕭紀之改蒲口頓為邛州,當仍是作為軍事據點而存在。齊世沈黎僚郡與越巂僚郡為僚所沒,至蕭紀南開沈黎、越巂故地,恢復越巂郡并于此置巂州,然“尋復

      陷沒”。⑧ 蕭紀向巴蜀西南僚地的開拓基本未有實質進展,與僚人處于膠著狀態,政區的軍事鎮戍功能突出,且置廢不定,華夏力量難以推進。

      蕭紀鎮蜀期間,益部華夏化成果斐然,進而將統治的觸角伸向寧州。《資治通鑒》卷158 梁武帝大同五年條云: “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牂柯郡作為入蜀僚人的主要發源地,宋末益州刺史蕭惠開欲辟其地以為內地的愿望,至此有了實現的可能。《南史·蕭紀傳》云: “紀在蜀,開建寧、越巂,貢獻方物,十倍前人。”大同中分置南寧州于晉寧郡,⑨ 是加強南中統治的體現。對此,方國瑜先生指出: “自晉永和三年以來,歷二百年,南朝雖設寧州,未能切實統治,為爨氏據地稱雄,至是時始改變。”瑏瑠《梁書·徐文盛傳》云: “大同末,以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群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僚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從侯景亂后“乃召募得數萬人”推測,徐文盛在寧州對夷僚的教化還是有一定成效的,惟其在任時間不長。太清二年( 549) 徐文盛甫一離任,南寧州即復為爨氏所據,瑏瑡承圣二年( 553) 蕭紀敗亡后,寧州再度沒于爨氏。瑏瑢梁末南中地區的華夏化僅曇花一現而復歸沉寂,王朝統治力量薄弱的僻遠山地,憑地方長官一時之力蓋難徹底扭轉非華夏大姓勢力稱雄的局面。

      蕭梁時代的巴蜀,外部失去漢中的屏障,內部僚人由于齊世的綏懷政策而勢力復漲。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為了鞏固上游地區的戰略安全,梁武帝對益州高度重視,對僚人的軍事征服異常激烈。蕭梁中后期通過大規模分州置郡,華夏政權權力向僚地的浸透較之宋齊時代大為深入,巴蜀僚人自東北而西南漸次納入統治。

      四、余論

      梁世巴蜀僚郡、左郡的消失與州郡的林立,并不意味著巴蜀僚人的華夏化業已告成。一方面,非華夏的土著部落組織尚存,僚地新置的郡縣一開始仍須通過僚人君長行使統治權,這部分“熟僚”徹底完成酋帥內臣化與僚民編戶化的轉變,還需要經歷一定的過程; 另一方面,巴蜀西部和南部還有許多的統治空白點,① 即使是巴蜀腹心的蜀郡附近,依然設有防備“生僚”的軍事屯戍。② 侯景之亂引發蕭梁宗室內訌,蕭紀治蜀的極盛時代隨之終結,西魏取蜀使南朝政權從此喪失巴蜀之地。進入西魏北周以后,巴蜀僚人與華夏政權之間的關系問題留待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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