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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研究 理論研究

      巴蜀文化與宋代的巴蜀詞

      胡小文

      2018年12月21日 01:58

      張瓊,孫紀文
      四川文理學院學報第28卷第3期

      作為有宋“一代之文學”的主要形式———詞,其發展可謂蔚為大觀,而地處西南的巴蜀詞壇更是盛極一時。正如詞學巨擘唐圭璋先生所言:“論詞以宋為極盛,然蜀人實導其先路,……風流相扇,由來已久。”[1]以“知人論世”而言,作家與其所處的環境必然有著一定的聯系,如羅宗強先生即認為:“出生于同一地域或者活動于同一地域的作家,往往在創作傾向上相近或相似”。[2]從這個意義上講,巴蜀地區的兩宋詞正是浸淫著巴蜀地域文化的直接產物。本文試從巴蜀文化與巴蜀詞的關系切入,探討巴蜀詞形成的地域文化原因及其鮮明的地域特色,以推進巴蜀詞研究的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地域文化之于文學的關系,古人似體察較早,并頗多論述。北齊顏之推說:“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詞多古語。”[3]魏征言:“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4]對此,清人況周頤有進一步的發揮,他認為,“自六朝以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時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為之耳,風會何與焉?……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南或失之綺靡,近于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5]由此略知地域文學的概貌。

      具體到詞學研究,巴蜀地區一直為詞學研究之重鎮。前輩學人篳路藍縷,創獲頗豐。如唐圭璋先生的《唐宋兩代蜀詞》,將唐宋巴蜀籍詞人做了系統劃分,并評述了部分重要詞作。韓云波《五代西蜀詞題材處理的地域文化論析》、陳明《〈花間集〉與巴蜀文化》等文章,探討了巴蜀文化對詞人創作的影響。其中以張帆的《唐宋蜀詞人論叢》用力甚勤,為集大成之作,該著作對唐宋巴蜀地區的重要詞人進行了系統研究,體大宏深,對學界有重要啟示意義。本文的研究對象宋代(公元960-1279)巴蜀籍詞人作品,詞作征引之內容,以《全宋詞》《歷代蜀詞全輯》和《歷代蜀詞全輯續編》為準,凡詞人79名,詞作1067首;詞人籍貫的界定,以唐圭璋《兩宋詞人占籍考》為主要參考。

       二、宋代巴蜀詞形成的地域文化原因

      (一)富庶的經濟條件

      歷史上的巴蜀地區被稱為“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6]班固《西都賦》言:“……源泉灌注,陂地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水,郊野之富,號為近蜀。”[7]27西晉左思在《蜀都賦》說:“(成都)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 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于八方。”[7]96宋人郭允蹈說:“(秦)于是滅六雄而一天下,豈偶然哉,由得蜀故也。”[8]清代顧祖禹說:“志稱蜀川土沃民殷,貨貝充溢,自秦、漢以來迄于南宋,賦稅皆為天下最。”[9]

      況且,自秦漢以來,巴蜀地區是當時最發達的農業生產基地。溫暖濕潤的氣候條件,澤被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發展農業的有利條件。而在封建時代,作為經濟命脈的農業更是帶動了其他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巴蜀地區的繁榮,令天下矚目。

      (二)巴蜀地區“性喜游樂”的風俗

      巴蜀之地,天府之國,物產豐饒,因此蜀人向無饑謹之憂。《后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槽之便。”[10]到了宋代,巴蜀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一直位居全國前列。

      《宋史·地理志五》:“川峽四路,……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纖麗者窮于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11]2230北宋韓琦《揚州廳壁題名記》:“故有唐藩鎮之盛,曰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

      這樣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形成了蜀人“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的民風。[11]2230對于成都的繁榮景象,宋人楊天惠《鈴轄廳東園記》曾有這樣的描寫:“成都,西南大都會,素號繁麗。萬井云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乎通逵;層樓復閣,蕩摩乎半空;綺彀畫容,弦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媌靡曼,裙聯袂屬;奇物異產,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市。黃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12]399 宋人王十朋《人日游磧》一詩中,很好地寫出了巴蜀人“好游樂”的習俗。“好遨蜀風俗,夔人貧亦遨。今日日為人,傾城出江皋。遨頭老病守,呼賓酌春醪。歸來及初鼓,繁燈照霜毛。”[13]描述了人日這天,人們盡享受游玩的快樂。

      詞是一種應歌文學,與歌樓酒肆的佐酒娛歡關系密切。一般而言,城市經濟、市民娛樂之風與詞的創作活動是呈正相關的。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中說:“故南人生活逸樂,得沉湎于空想或冥想之中,是以民性浮華,熱情而富有詩意。其文藝思想則流于浪漫主義,而有逸樂的、華美的、放蕩的傾向。”[15]而曲子詞這種“興發情動,形諸歌詠”的文學形式,就與巴蜀地區“好游樂”的民風高度契合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巴蜀地區“好游樂”之風愈演愈烈。以蘇軾的《滿庭芳》為例:香叆雕盤,寒生冰著,畫堂別是風光。主人情重,開宴出紅妝。膩玉圓搓素頸,藕絲嫩、新織仙裳。雙歌罷,虛檐轉月,余韻尚悠飏。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坐中有狂客,惱亂愁腸。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筍纖長。親曾見,全勝宋玉,想像賦高唐.

      美女、歌聲、美酒、佳肴,這些在宴飲中常見的意象,在宋代巴蜀詞作中所在皆是,較為普遍。

      (三)巴蜀人的樂觀性格

      對于巴蜀人性格方面的特點,唐代杜佑曾說:“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15]《宋史》也有類似的記載。蜀人“少愁苦”,熱情外向,性喜浪漫,樂天曠達,這主要是得益于巴蜀地區得天獨厚的地理、經濟優勢,常常使得蜀人隨遇而安,較少鋌而走險。

      以蘇軾為例,他的一生可謂“時乖運蹇,憂讒畏譏,流離顛沛,疲于奔命”。林語堂說“SuTungpo was an incorrigible optimist(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16]這里,蘇軾性格中的樂觀用“incorrigible”一詞表現的淋漓盡致。蘇軾是中國文人精神的楷模,他面對蹭蹬人生,卻道“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何等豁達,何等胸襟!從根本上講,巴蜀人樂觀豁達的性格,正是他這種性格生成的土壤。蘇軾的詞作中常常表現出一種超越俗世的樂觀心態,如《定風波》一詞中,他說:“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將他的這種樂觀曠達表現得十分透徹。再如“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臨江仙·夜歸臨皋》),[1]表現出一種閑云野鶴般的閑適,令人嘆服。

      三、宋代巴蜀詞的地域特色

      (一)神秘絢爛:蜀地神話故事和人文傳說的入詞在幾部反映巴蜀先民事跡的典籍,如《蜀王本紀》《華陽國志》中,保存有一定數量的蜀地神話傳說。這其中,又以“巫山神女”和“望帝化鵑”這兩個神話故事最為耳熟能詳,也最能表征出巴蜀神秘、浪漫的地域特色。

      “巫山神女”最早可見于《山海經·中次七經》,后來被宋玉在《高唐賦》中進行了文學上的演繹,此后,“巫山神女”便常用以比喻美女,“巫山云雨”遂成男女歡好之典,千古傳誦。在兩宋時期巴蜀詞人的詞作中,這樣的物象運用也不絕如縷,特別是在蘇軾的作品中,即反復多次使用神女典故,茲舉幾例,如《祝英臺近》“誰念縈損襄王,何曾夢云雨。舊恨前歡,心事兩無據”,《臨江仙》“云雨未成還又散,思量好事難諧”,《江城子》“今夜巫山真個好,花未落,酒新篘”,《蝶戀花》“記得畫屏初會遇。好夢驚回,望斷高唐路”,《意難忘》“別來音信難將,似云收楚峽,雨散巫陽”,由此表現出蘇軾在詞學創作上,對“巫山神女”所蘊含的情愛內涵及文化精神的高度認同。

      “望帝化鵑”最早可見于西漢揚雄的《蜀王本紀》,相傳商朝時蜀王杜宇稱帝,號望帝,為蜀治水有功,后禪位臣子,退隱西山,死后化為杜鵑鳥,啼聲凄切。后世常用“望帝化鵑”代指一種哀婉悲傷的情緒。在兩宋巴蜀詞人的作品中,這一物象也比較常見,常用來描寫哀怨的情感或凄冷的環境。如蘇軾《洗溪沙·游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蕭蕭暮雨子規啼”,程垓《南浦》“可堪杜宇,空只解聲聲,催他春去”,王學文《摸魚兒·送汪水云之湘》“杜鵑枝上東風晚,點點淚痕凝曲”,給巴蜀詞人的作品賦以凄清幽怨的美學風格。

      除了神話傳說入詞,兩宋巴蜀詞人的作品中還經常引用蜀地名人的逸聞趣事進行創作。比較常見的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詞人們總是截取其中一段來“抒寫性靈”。有的是從艷情的角度來表現,屬于正用,例如李從周在《風流子》中說:“春滿綺羅,小鶯捎蝶,夜留弦索,幺鳳求凰”,[18]2403表現出一種傳統宋詞的綺麗風格。有的則是反用,如蘇軾《滿江紅》:“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17]335此詞寫于元豐五年(1082)三月,這里指司馬相如忍受不住貧困而受卓文君之父卓王孫的賜予,卑殘可恥。然后用“君不見周南歌漢廣,天教夫子休喬木”的典故,歌頌了守禮的男子不強求游于外的賢女,來表明蘇軾安貧樂道的心志。還有巴蜀天才詩人李白的事跡也進入了詞作的殿堂。由于李白杰出的文學才華和那狂放不羈的性格,遂成為巴蜀文人心中推崇的“偶像”。劉望之《水調歌頭》“謫仙人,解金龜,換美酒”,[19]通過賀知章見李白這個典故,寫出了李白的文采俊逸和賀知章的愛才惜才,表現出自己希望被賢人舉薦、青云直上的心理。魏了翁《江城子》“人似風流唐太白,披紫綺,臥青蓮”,[18]1514作者將好友與李太白之風采作比,表達了對好友的贊譽之情。

      蘇軾《滿江紅》“愿使君、還賦謫仙詩,追黃鶴”,[17]506通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氣節,來激勵自己的朋友要淡泊明志,同時也表明了自己與世無爭的情懷。李白作為一個具有地域特色的物象要素,在文學作品當中經常見到。

      (二)鄉土情結:巴蜀地名、物產的入詞

      兩宋巴蜀詞人詞作中出現的諸如:巴、蜀、岷峨、西州、劍南州等地名,其實并非實指。如蘇軾《滿庭芳》“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18]2369魏了翁《水調歌頭·趙運判師生日四月十一日》)“簾卷西州風雨,庭佇百城歌鼓”,[18]2388《小重山·次韻劉左史光祖,和三月十八日詞見貽生日》“與人和氣樂融融。應憐我,留滯劍南東”,[17]221這類詞作中出現的巴蜀地區的統稱,只是作為家鄉的代名詞,用以抒發思鄉之情和赤子情懷。

      有時又通過具體的名稱,即通過詞作中出現的巴蜀地區的具體地名,如成都、巫山、三峽、錦江等等,借以表現鄉土情結。如蘇軾《臨江仙·送王緘》“忘卻成都來十載,因君未免思量”,[18]2235是說作者對在成都交游時生活的深切懷念。李壁《阮郎歸·勸袁制機酒》)“風姿重見閬江邊”,閬江即嘉陵江,也稱閬水。[18]2064這里的“閬江”已不僅僅是一個地名,實際上還是兩個人深厚友誼的見證。劉光祖《臨江仙·春思》“梨花寒食,到得錦官城”,錦官城,即成都。詞人這里寫的“錦官城”三個字,似包含了對意中人的柔情和思念。

      與地名相關,在巴蜀詞人的作品中,有時往往將遠離故土的惆悵寄托在一些巴蜀物產上。下面以酒和箋紙分別舉例,做一簡單分析。

      從周朝開始,巴蜀地區幾乎歷朝歷代都是酒的一等產地,悠悠歲月下來的釀酒氛圍、人文歷史和釀造文化都是十分濃厚而精湛的。詩圣杜甫即詠出“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的詩句,宋代“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也寫有“試傾一杯重碧色,快剝千顆輕紅肌”。杜甫和黃庭堅詩中所提到的“春酒”,是一種在唐宋時期非常有名的糧食酒。如蘇軾“廢圃寒疏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洗溪沙》),[17]341魏了翁“那復有。氣味濃于春酒。猶向故鄉懷印綬”(《謁金門·次韻虞萬州剛簡,以謁金門曲為叔母壽》),[18]2376李石“共將春酒祝金卮”(《臨江仙·老母太恭人三月二十一日生,是日仍遇已卯本命,作千壽會祝壽,子孫三十八人》)。[18]1299與沉溺于酒色之歡的五代詞大相異趣的是,兩宋巴蜀的酒詞多為宴游酬唱的應景之作,應而具有了一種更為高雅的文人趣味。

      再如箋紙。魚箋,魚箋子的簡稱。唐李肇《唐國史補》曰:“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20]宋代程垓曰:“一紙魚箋枕底香,且做新來夢。”(《卜算子》)[19]2000由于造紙技術的發達,文人雅士的推動,箋紙精彩紛呈,而這些精美的箋紙也承載了文人雅士們的情意和夢想。

      (三)蜀風流韻:巴蜀風俗的入詞

      文學是源于生活的。巴蜀詞作中描繪獨特風俗,展現出一種令人流連忘返的蜀風流韻。

      “遨頭”的節俗在宋代成都較為流行。為了紀念翼國夫人任氏,在四月十九日任氏生日這天,成都人民以“浣花溪”為游樂中心,以此來紀念她。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游至是而止。”魏了翁很生動的描寫:“聞鼓吹,強歡謳。被人嗺送作遨頭”(《鶴鴿天·六十日再賦》),[18]2394“今歲遨頭窮相眼,繁華不學常年”(《臨江仙· 上元放燈約束妓前燈火》),[18]2372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幅蜀地風俗人情的畫卷,既有縱情歡樂的恣意人群,也有繁華富麗的游賞歡宴。


      巴蜀很早就具有飲茶的習俗,如“玉粉旋烹茶乳,金薺新搗橙香”(蘇軾《十拍子·暮秋》),“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蘇軾《洗溪沙》),“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蜀妓《鵲橋仙》),“駝褐倚禪榻,絲鬢飏茶煙”(程公許《水調歌頭·和吳秀巖韻》)。宋代巴蜀詞中,有許多描寫品茶習俗的作品。可以說,茶作為一個物象,已然融入到巴蜀詞人的創作當中,他們把飲茶的感受寫得鮮活生動又富有才氣,體現了蜀地茶飲習俗的濃郁風情。

      巴蜀地區有著獨特的服飾習俗,《蜀王本紀》:“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21]不同于中原一帶人民的右衽,“左衽”是我國古代部分少數民族或是漢族死者所著的服裝,前襟向左掩。除此之外,巴蜀詞人程垓還寫到了另外一種特殊服飾:“花擁鴛房。記駝肩髻小,約鬢眉長。”(《意難忘》)[18]1995詞中所寫的這位歌妓身著肩部飾有駝肩的衣服,挽著小小的發髻,鬢角上束,眉毛修長。巴蜀詞人作品中的服飾物象,為其詞作增加了濃厚的巴蜀特色。

      如此具有強烈蜀地特色的物象,被極為嫻熟地運用到巴蜀詞人的作品中,從而為我們營造出一個神奇瑰麗、重視鄉土、古樸醇厚的詞中世界。

      四、結語:巴蜀詞———一地之文學

      王國維先生曾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巴蜀詞人以其創作昭示了“一地有一地之文學”的內涵,誠哉斯言。不同于中原文化,得益于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巴蜀文化在其獨特的環境中生長著。巴蜀文化以其強烈的包容性,歷經歲月的洗禮,終將這些外來文化吸收、融匯成自己的特色。詞所攜帶著的世俗氣息與兩宋巴蜀地區獨特的文化相得益彰,因此,巴蜀詞也成了巴蜀地域文化的一個獨特標志。

      但需要指出的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巴蜀詞人通過自己的詞作中的巴蜀地域文化因子,對兩宋詞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巴蜀籍詞人身上所體現的這種地域文化的特色,在兩宋時期入蜀客居的詞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體現著,與此同時,入蜀客居詞人自帶的各自原籍所負載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因子,也反作用于巴蜀地域文化。因此,若將巴蜀籍詞人和入蜀客居詞人都納入研究范圍,那么對于兩宋時期巴蜀詞壇的研究而言,可能把握的更加客觀和全面。當然,關于此課題,還有待于我們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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