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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文論選摘 理論研究

      二戰后西方政治制度的兩次危機

      楊秦霞

      2019年03月01日 03:52

      張瀟爽
      中國社會科學報

         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文指出,2000年至2015年,西式民主在27個國家失靈,包括英美在內的成熟民主國家亦屢現“功能失調”。近年來,英國脫歐,法國乃至歐洲連番發生恐怖襲擊及難民危機,美國出現種族沖突和政治特朗普現象。種種跡象表明,西方以民主為旗幟的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圍內失掉了舊有榮光。這種衰退可歸因于2008年金融風暴及其后長期的經濟低迷,以及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貧富分化、福利制度造就債務國家和黨爭導致選舉政治深陷僵局等因素,可謂一次深刻的制度危機。而回溯至1970年代的冷戰對峙時期,西方各國也曾遭遇類似的危機:同樣的經濟停滯和民粹政治,同樣的城市暴力與極端主義崛起,以致被亨廷頓稱為“民主統治能力危機”。

         1970年代的民主“統治能力”危機

        西方戰后第一次政治制度危機發生于1970年代,誘因是1974年阿拉伯和以色列兩國戰爭致使世界范圍內石油短缺、油價攀升,加劇了此前已經開始的通貨膨脹,西方各國的戰后經濟繁榮突然陷入停滯,因而往往被稱為石油危機。事實上,這場危機真正肇始于1960年代末,究其實質,則是平等主義浪潮下的過度參與,危及民主“統治能力”的制度危機。

        二戰后,世界政治旋即進入冷戰對峙階段,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展開政治制度優劣的意識形態之爭。西方陣營在反思兩次世界大戰與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下,以自由主義民主、競爭性選舉和公民權利重述民主政治,以凱恩斯主義修正使自由市場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增強政府對市場的管制,通過保護性勞動法律、限制性金融規則和惠及更多人的福利體系來為大眾提供保障,開啟“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時期。凱恩斯信條下的國家干預資本主義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為西方社會帶來了25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到了1960年代中期,當二戰后的“嬰兒潮”成長為反叛的青年一代,大眾從對社會和種族不平等的心安理得中驚醒,激進化的大眾政治運動愈演愈烈。最大和最早的政治示威發生在美國,導火索是非洲裔美國人爭取公民權利的斗爭。隨著美國卷入越南戰爭使之升溫,最終促使平權法案通過并結束了越戰。當時的法國則是風暴中心。到了1960年代末,意大利的極左翼分子組建“紅色旅”暴力對抗資產階級,并號稱要“讓權力機構殘廢”。加拿大、墨西哥、西德和西班牙亦卷入造反浪潮之中。

        在激進的平等主義導向之下,利益集團以幾何級數增長,社會分裂加劇。公眾對政治制度的信心和對政府的信賴進一步滑落。如1958年,76.3%的美國人認為政府為所有人謀利,1972年則降至37.7%;而認為政府是為少數大型利益集團服務的看法,則從1958年的17.6%上升至1972年的53.3%;而公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比例,1966年是41%,1973年則為19%。隨著政府活動的膨脹,預算赤字激增,通貨膨脹嚴重,為爭取高薪而開展的罷工此起彼伏;隨著政府權威的下降,政府控制工資和價格的努力,又在強大的利益集團面前節節敗退。到了1974年,石油危機引發經濟停滯,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相結合,又給政府帶來更嚴重的危機。西方政府最終放棄凱恩斯主義而轉向放松管制,著手削弱勞工的力量并轉向資本的邏輯。

        正如1970年代出版的《民主危機》一書所指出,1960年代,西方的民主制度遭到來自外部環境、時代趨勢和內部危機的三重挑戰,當時東方陣營意識形態的影響、知識分子與青年的狂熱以及政府面對多元利益集團的協調不力,使得“民主力量給民主的統治能力制造了一個問題”。亨廷頓呼吁“節制民主”,而哈貝馬斯則在《合法性危機》中認為,危機已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社會、行政和文化領域。1970年代西方的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政治危機。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

        及其逆轉

        實際上,二戰后大眾政治興起,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的相互作用塑造著現代西方世界:資本主義借助市場分配資源,遵從資本的追逐利潤的邏輯;民主通過投票等分配權力,回應大眾平等主義的訴求。由此,資本運行邏輯與大眾民主訴求之間此消彼長、沖突不斷,如此構成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難以消弭的結構性危機。

        1970年代的民主危機,一方面是長達數年的平等主義浪潮和過度的大眾抗爭消耗了民主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底層政治訴求占據上風,直接沖擊了資本權力而造成經濟喪失活力。危機之際,資本亦發起其對大眾民主政治的反抗。1970年代起,哈耶克所保守的古典自由主義重新受到追捧,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異軍突起——該學派主張政府通過控制貨幣發行增長率對經濟實施間接調節,除此之外一切由市場這雙“看不見的手”自行調節。可以說,此二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成為飽受民主危機、經濟滯脹和福利主義困擾的西方所選擇的藥方。

        新自由主義藥方因得到政治人物認可而走上前臺,并成為新的意識形態。1979年成為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1981年就職美國總統的里根,上臺后均大刀闊斧地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削減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并為刺激生產向私人企業施以各種鼓勵措施,包括減稅和減少管制,以及對于干擾技術創新的工會加以限制。與此同時,英美兩國政府一方面以強有力的手段對待工人運動和社會抗爭,另一方面繼續保持高額國防開支,相信政府應在國際事務中扮演強大而積極的角色。

        1980年代以英美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有效緩解了西方世界1960年代以來的多重危機,經濟回歸到正常軌道,并為西方各國帶來一段較長時期的溫和增長。然而,這種緩和一開始就建立在張揚資本權力而削弱底層力量的基礎之上,亦被視作“扶強抑弱或劫富濟貧的飲鴆止渴”。從此,資本完全統治了勞動,貧富差距迅速拉大,舉債成為一種新的國家財政模式,而信貸則為下層階級維持了繁榮的表象。歸根結底,結構性張力并未消弭,固有的危機仍將加劇。遺憾的是,隨著美國在冷戰的獲勝,以“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為特質的新自由主義一時之間無往不利。20世紀90年代影響深遠的“華盛頓共識”,即是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被勝利沖昏頭腦的產物,最終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沉重的危機。

         綁上資本戰車的民主衰敗

        1970年代的民主“統治能力”危機以針鋒相對的方式被逆轉,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西方世界步入一場“民主被綁上資本的戰車而陷入衰敗”的危機。1980年代,西方各國逐漸從“稅收國家”轉型為“債務國家”,政府、企業和個人日益依賴金融產品而使得民主政治愈發被金融資本綁架,加之放松干預和缺乏監管,一場更沉重的危機在所難免。2007年12月,次貸危機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地震”,繼而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接連破產,“金融海嘯”波及全球,造成世界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持續動蕩。低福利、高效率,主張放松對企業的監管、減少政府行政干預的新自由主義,最終釋放出無人能駕馭的“次貸”猛獸。2010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尚在余波蕩漾,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又迅猛爆發。時至今日,美國初現復蘇景象,歐洲依然深陷泥潭。

        危機之下,民主被徹底綁上資本的戰車。政府救助銀行,而成本卻轉移到公共預算。政府扶持富人,公債因此膨脹起來。正如格林斯潘坦承:“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雖已享受到‘經濟復蘇’,而實體經濟的中小企業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力,卻無法擺脫經濟困境并且仍然在艱難中掙扎”。在歐盟,2011年的希臘和意大利,技術專家取代了民選政府;2015年,所謂的三駕馬車——歐洲中央銀行、歐洲委員會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推倒了希臘的民主政治。

        黨爭政治的僵局難以為繼。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債務上限爭論中表現出的“痛苦、分歧和失調”震動了世界。歐洲政治被選舉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時過多考慮政治和選舉因素,罔顧經濟客觀規律和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債務危機前,歐洲國家為取悅選民、爭取選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債務;債務危機發生后,受相關國家國內政治矛盾牽制,以及受到歐洲國家與歐盟政治決策之間沖突的影響,債務危機久拖不決,引發民眾對現存政治結構的不信任和對政治體制效率的質疑。

        激進化的大眾運動和民粹政治再度興起。金融危機以及反危機緊縮財政措施,也使西方社會久已存在的福利、就業、移民等問題凸顯、激化,導致民眾示威游行不斷,歐洲社會穩定和多元文化融合受到沖擊。希臘和西班牙的社會運動、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是激進化的體現。英國脫歐的全民公投,則是一場民粹政治的表演。這最終都意味著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機,折射出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深刻的嫌隙與張力。而新自由主義自以為勝利的推波助瀾,或許會將西方民主的旗幟置于再也無法高舉的境地。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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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3月01日 11:52
      1953
      鄉村治理:制度性糾結何在 WWW.8899R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