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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研究 科研管理與服務

      制度主義與意識形態的與時俱進

      宋揚

      2003年09月09日 09:41

      意識形態一直都是人們關注的話題,以至于不論是政治學家還是經濟學家都以前所未有的興趣對意識形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美國制度主義學派尤其是諾思關于意識形態的研究是有其代表性的,有學者稱人類的20世紀是一個“意識形態世紀”。
          一、意識形態的變化與創新是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制度因素
          美國制度學派集大成者諾思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制度分析框架,對美國和歐洲經濟史,特別是制度變遷的歷史進行了廣泛的實證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家和意識形態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影響,以此來說明經濟增長的制度變遷模型和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從而構造了一個以制度、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為主軸,以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理論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經濟史的理論體系和研究范式。可以說,諾思在新制度經濟學史研究上的一個重要創新,是他把意識形態納入了制度經濟史研究的范疇,從而使他對歷史制度的研究從產權核心的正式規則,拓展到了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非正式規則上,諾思認為,意識形態是經濟理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那么,在說明資源的現代配置和歷史變遷的能力上,就存在著無數的困境,意識形態的變化和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制度因素。
          首先,諾思把交易費用引進意識形態的概念中。他認為,意識形態是人們關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具有確認現行制度結構符合義理或凝聚某個團體的功能。諾思把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用于克服搭便車、道德危機和偷懶行為的社會工具,是節約制度運作的一種有效機制。諾思通過對制度、制度結構和制度變遷這一主軸的分析,構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論為核心,三大要素為框架的經濟史分析方法。諾思認為,變遷與穩定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的理論,意識形態是由相互關聯的,包羅萬象的世界觀構成的,它包括道德和倫理法則,有了意識形態理論,規則和產權的執行費用就會大量減少,社會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國家的控制也就更為有效。
          交易成本的范疇,將人們的視野從一個完美的世界帶回到現實世界。正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就必須有各種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規則和組織等存在的必要。意識形態由此成為一種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其次,諾思提出了意識形態是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界定。更具體地分析了意識形態的經濟功能,他認為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相對于正式制度安排,意識形態是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它具有自發性、半強制性、廣泛性和持續性的特點,相對于正式規則而言,變革過程呈現長期性和移植困難性。非正式制度變遷是漸進緩慢的,這些非正式規則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即意識形態、習慣性行為和傳統因素。非正式制度安排中規則的變動與修改完全由個人完成,如價值觀、倫理規范、道德、習慣、意識形態等等。其中核心是意識形態,非正式規則為正式規則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或社會正統地位)。正式規則的變革只有與非正式規則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它才能順利進行并取得成功,一種理性的符合社會發展的制度替代,需要有一定的可能兼容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思維方式來相適應,起保駕護航的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最后的結論是:對成功的改革來說,非正式規則的改革同樣是必要的,而且非正式規則及其發展方式將成為制度邊變遷和改革的決定性因素。
          諾思指出,制度的形成不是靠一部法律可以解決問題的。制度是人們長期博弈的結果,制度安排的創新到底會選擇哪一種形式,這取決于每一形式的成本與收益,以及受影響團體的相對市場和非市場力量。
          這種博弈導致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費可以看作人類經濟史對制度建設的投資,也就是所謂的“交易費用”。其中意識形態雖然沒有武力那么直接,但影響范圍更大,作用時間更長。在這里諾思指出了與制度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的變革是必不可少的,國家要加大對意識形態的投資。
          筆者認為,這一點對于理解我國改革進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視角。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不僅僅是一個正式約束 (法律)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也是一個非正式約束建立過程,即意識形態不斷完善的過程。而后者是需要時間的,正式約束與非正式約束之間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因此,從制度經濟學我們可以更為深刻的理解,制度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它需要一定的意識形態來支撐和保障。這一理論也為我們深入研究意識形態,并把它作為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系。制度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變遷理論對于我們科學認識意識形態及變革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平臺,實際上我們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基本上就是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不斷總結的過程,雖然制度經濟學有一定的理論缺陷,但它在方法論上把經濟發展和意識形態聯系起來的分析,尤其是對意識形態的滯后性的理解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它表明意識形態并不是共產黨獨有的,現代社會和政黨的穩定和發展都需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更能體現新時期我們黨治國治黨的理論水平和理論貢獻,它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背景下對當代意識形態的思考與變革。在中國,一切有意義的改革都必須從改造意識形態開始,而且只有在意識形態改造方面取得突破,并且這種突破被政府和社會所接受時,改革才能真正開始,意識形態上的突破降低了改革成本,并為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意識形態理論,“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就是要求我們用適應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來武裝頭腦。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呼喚意識形態的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意識形態正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
          隨著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利益主體的多元,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和就業方式日益多樣化,也必然給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文化生活帶來多樣性。多樣化的社會意識,由于觀點與主張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因此,我們在肯定多樣化社會意識對社會發展積級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這種“多元”狀態中確實存在許多嚴重的消極成分。
          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是最近20年來的事,在這期間,我們也建立了不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就體現在:強調了正式約束(規則)的建立,忽視了非正式約束,以及正式約束與非正式約束的關系。同時,我們大量引進了西方的一些制度,但是這些制度與我國的文化、價值觀及傳統還存在諸多的矛盾。這可以說在一定層面上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出現的為什么一些在市場經濟國家行之有效的法規在我國會變形?缺乏與之相適應的非正式約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換句話說,意識形態的變革跟不上制度創新的過程是一個不能不正視的因素,非正式約束是一個自然演變過程,包括相應的思想文化啟蒙,思想解放運動及相應的法律文化和傳統的積累和沉淀等,缺乏與制度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支撐,使正式制度的實施成本大量上升。這種情形就必然帶來制度化程度低或制度認同程度低。因此我們必須加強意識形態的社會認同的建設。
          筆者以為,社會主義改革的過程就是加強意識形態認同的過程,就是減少制度確立中不確定因素的過程。回顧我國改革歷史,在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改革的意義表現在觀念的更新上,改革的阻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廣泛存在并經常起作用的傳統觀念的阻力。因此,解放思想,更新意識形態觀念,不僅是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推進改革的先導,意識形態是無形的制度,新的意識形態的形成是更為內在的制度創新。
          改革的突破性成果就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的深化,眾所周知,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基本上是仿照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的,它有三個基本的標準,也就是三個基本特點:這就是單一的公有制、單一的計劃經濟和單一的平均主義分配形式。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都證明,這種模式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是有效的,對社會主義建設起了積極作用,它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某一方面的重點建設,例如前蘇聯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但從長時間看,這種社會主義模式不能很好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包括不能實現有效的資源配置,保持經濟結構的平衡發展,與這種模式相對應建立起來的制度不僅不能充分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更不能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所以必須進行改革。要改革,首先要破除滯后的意識形態的束縛,惟一的辦法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從僵化的思想中解放出來,當然,也不能無原則地改、無原則地試,鄧小平在總結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有利于”標準,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標準決定了我們改革的大原則、大方向、大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同時又給我們改革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中的“左”的思想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可以說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是在是否實現“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指導下不斷地進行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過程,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意識形態的更新也主要是圍繞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進行的,在這一創新過程中,鄧小平是真正地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踐者,在所有制問題上,他提出要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發展,多搞點“三資”企業;在計劃與市場的問題上,他提出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在分配問題上,他提出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正是這一思想的大解放,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加快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確立的進程。當然這個過程也是充滿了各種矛盾和斗爭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給改革帶來了反復與徘徊,比如,由于對改革過程存在很大的爭議,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的觀點,回避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解釋,使改革能夠快速進行下去,但也存在一個問題,隨著經濟與社會不斷發展,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各種新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如私營企業主與黨的關系問題、如何對待財產問題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會阻礙改革進一步深入,也會降低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地位。
          三、“三個代表”是與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政黨傳播影響的重要工具,也是執政黨實現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的一個基本手段。應該看到,各國政黨意識形態和政黨對意識形態的態度,都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變化的過程,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界,前后分成兩個明顯不同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政黨意識形態,可以用“多極化”來概括,這一時期的政黨,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各執一端,而且相互之間尖銳對立;不僅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甚大,而且在同一國家中,不同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也沖突不斷。政黨借以立足的,除了其特殊政策主張外,就是它們的意識形態特征了。君主立憲黨鼓吹君主立憲主義,民主黨鼓吹民主自由,社會黨人以社會民主主義為招牌,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偏愛保守主義,亞非拉的民族主義政黨則致力于挽救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宗教。這些立場,充分反映了政黨意識形態兩極化、分散化的特征。不過二戰以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隨著社會日益繁榮,人們開始認為陳舊、狹隘的意識形態不明智,在大部分的西歐國家,龐大的、意識形態暖昧不明的,爭取各類選民的政黨,或吸收“世界觀”政黨,或摒棄“世界觀”政黨,德國政治學家奧托·基希海默創造性地用“兼容性”一詞來描述這種新型政黨。很多學者認為政黨間出現了中間化的色彩。無論是何種情形,至少表明了這樣一種趨勢,政黨意識形態已經或正在發生一種變革,即全面性和靈活性。在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也遇到了如何對待意識形態的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實際上就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世界意識形態理論的借鑒與思考。從政治文明角度來說,政黨意識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也離不開世界政治文明發展的大道。看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對“三個代表”的提出及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新觀點、新思想有深入的認識和理解,也就不可能認識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確認現行制度合法性的科學內涵。
          整體而言,審視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重構,我們將會發現,這個過程并不是一開始就以自成體系的思想指導與彼此連續的路線、方針、政策相互配合推出的,而是在探索與試誤的過程中,在歷史政策的變革,政治制度的創立、利益調整的過程中層開形成的。因此,執政黨意識形態更新從政治文明的角度來理解,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就是要構建與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黨意識形態。第二就是要注重不同政治意識的融合,既要肯定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又要承認非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合法存在。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以改革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意識形態,不僅是提高執政黨合法性的內在要求,而且能夠促進制度變遷成功的、經濟持續增長的、尋找成功的意識形態的需求。
          “三個代表”無疑是一種成功的意識形態,是理論創新的集中體現,從意識形態的制度性作用分析, “三個代表”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改革性、民主性、現實性。
          改革性。就是要破除思想僵化,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說到底就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黨意識。僵化必然造成主流意識形態自身吸引力的下降,意識形態的教條化和僵化,不但堵塞了黨外各種思想的釋放,而且也傷及執政黨自身。因此,破除一切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對于執政黨來說是一場艱巨而又迫切任務,無疑于是闖難關。僅從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難關就有若干個:改革開放初始,中國共產黨沖破的是“兩個凡是”的束縛;20世紀90年代初,沖破的是糾纏于爭論的“姓社姓資”的束縛,等等。意識形態的調整,往往要靠重大的思想解放才得以實現。
          “三個代表”就是思想解放的產物,是對過時的理論觀點、傳統的思想觀念的否定,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轉型時期意識形態的重大突破。 “三個代表”思想最本質的東西,就是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要逐步實現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種轉變必然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它主要表現在黨的先進性理念的新發展,即實現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黨的領導和執政才有合法性基礎。既要體現人的全面發展,又要體現以人為本,體現關心人、尊重人。很顯然這種社會發展不是簡單的經濟增長,而是能夠使人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獲得自主的發展,其本質是人的全面發展。實踐表明,只有經濟增長,沒有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這種增長不但無法真正轉化為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反而可能使執政黨不斷面臨由于單純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人、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失調問題。 “三個代表”的提出,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政黨意識形態,它體現了政黨意識形態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包括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包容,也包括對社會各階層的包容等,而這正是“三個代表”的創新之所在,它標志執政黨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深化。
          民主性。就是人民對政黨的認可。政黨的合法性,對于執政黨而言,就是這其中不僅包括對執政現實的認同,而且包括對執政所要體現的思想、觀念和價值的認同,即執政黨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的認同。隨著民主政治的長期發展, “主權在民”的思想成為人們的共識, “人民的同意”就成為合法性最重要的內容,并形成了許多復雜的制度,它表明民主政治不僅是執政黨應當追求的目標,而且成了人們判斷執政黨合法性的標準。
          如果說政黨意識形態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民主性是政黨意識形態文明的主要內容。在中國最根本的是實現憲政。憲政是民主與法治的統一體,憲政本身承載著民主的理想。實現憲政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革命,它的深厚基礎在于全民憲政意識的普及與提高。而首先是執政黨意識形態的現代化。也就是說要從習慣于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的黨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己任的黨,從計劃經濟條件下運作的黨轉變到市場經濟條件下運作的黨,從“人治”環境中運行的黨轉變到法治環境下運行的黨,從習慣于集權體制的黨轉變為民主制為基礎的黨。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僅在于向廣大民眾灌輸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而且還在于確立對黨所承擔的現實使命和歷史使命的執政理念和執政能力。因此,堅持“三個代表”理論就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要堅決貫徹“主權在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憲法原則。民主、法治、憲政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文化精神、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是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有效工具,其終極目的是對個人自由權利的真實關懷,是對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的關懷。對人的價值追求是人類創設一切制度的根本動因。實行憲政無非是使束縛的個性得到充分的解放,從而使社會生產力得到徹底解放。
          因此,“三個代表”理論同建設憲政目標是完全一致的。“三個代表”理論中最核心的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存在的原因及其歸宿。要堅持“三個代表”理論就應該把“人民利益至高無上”原則寫進憲法,而且通過一系列的憲法條文表現出來,如確立“社會公共財產和公民合法擁有財產受憲法和法律的保護,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精神。
          現實性。主要是指它的實踐性,這種實踐性是基于對“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的關懷,基于對人類未來發展的關懷,而引導人們進行的對現實的改造和發展。它體現為統治階級的行為準則、價值取向和社會理想,因而它拒斥一切虛偽和形而上學,呼喚真理。意識形態這一實踐性和現實性的特性決定,一個國家一旦經濟建設沒搞好,人民往往會懷疑甚至拋棄現有的意識形態,前蘇聯、東歐完全投入西方的懷抱就是很好的證明,因此,促進經濟發展也就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出發點和中心內容。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并以新的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具體地說,三個代表思想本身就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根據新的歷史條件,新的歷史任務和黨的建設面臨的新問題提出來的。就新的歷史條件而言,從國際看,就是科學技術信息化、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從國內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個中國社會在80年代發展的基礎上進入了快速而巨大的轉型期,發展進入關鍵時期,改革處在攻堅階段,社會生活發生深刻變化。就新的歷史任務而言,我們面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的歷史任務。就黨的建設面臨的新問題而言,我們黨所處的環境是一個新的環境,這就是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環境。“三個代表”思想就是在分析和總結新的歷史條件,新的歷史任務和黨的建設面臨的新問題等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最大的貢獻就在于構建保持黨的先進性的理論基礎,它本身就是一個實踐的產物。這一點我們要充分認識,深刻理解其中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論斷,如“新階層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思想,“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思想,在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思想,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一的思想,吸收新的社會階層加入中國共產黨等等,都體現了意識形態的深刻的現實性。意識形態的現實性和真實性是意識形態工作有效性的前提,通過對這些問題科學的有說服力的回答,堅定廣大黨員和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增強其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信心、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毛澤東同志說過,真正的理論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的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就是這樣一種“真正的理論”,它本身就是對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認識深化的結果,是立黨、執政和興國三者統一的新的理論形態。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順利地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納入執政黨原有的意識形態軌道,既克服了意識形態僵化的困境,又避免了因政策的變化可能帶來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危機。“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它必將為制度創新提供一個合法性的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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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9月28日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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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與特區理論研究》序(節選) WWW.8899R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