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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啟蒙運動”的歷史

      孫喜

      2018年11月05日 02:53

      李宏圖
      《 中華讀書報 》( 2018年10月31日 10 版)

      什么是啟蒙運動

        什么是啟蒙運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但也難以給出唯一定義的問題。當啟蒙運動實際發生時,法國人通常是用Lumieres(光——復數)來表述。正因為如此,當時受到啟蒙運動影響的德意志人也就開始發問,什么是啟蒙運動?1783年,《柏林月刊》就以“什么是啟蒙運動”為題進行公開征文討論,一批思想家都踴躍參與,發表各自的見解,其中康德的文章最有影響。1784年,康德在《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的文章中給出了這樣的回答:“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就思想傳統而言,17世紀法國思想家笛卡爾最早高揚起了理性,18世紀時,法國啟蒙思想家接過笛卡爾理性批判的大旗,不僅更為勇敢地展現了自己的批判精神,而且也將理性的批判對象擴展到了當時的“舊制度”。在這批啟蒙思想家看來,理性的批判決不應僅限于像笛卡爾所指向的純思辨的知識領域,而應擴展到宗教、政治、社會等一切領域。于是他們高舉理性的旗幟,要用理性來批判一切,裁判一切,重構一切。在政治領域,他們要求改變舊制度下的專制制度,要消滅專制主義,實現和保障人的權利;在社會方面,他們批判等級制下的世襲特權,要求消除階層固化,實現平等;在宗教領域,他們反對教會權威,反對宗教迷信,要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意志,徹底打碎強加給人民的宗教枷鎖;在知識領域,他們倡導科學知識,進行科學探索,推動科學實驗和發現,把人民從蒙昧無知的狀態下解放出來。因此,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理性的分析在認識與思維方式上必然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它要去重新審察一切,度量一切,裁判一切。狄德羅大聲疾呼:“應當毫無例外地大膽地檢查一切,動搖一切,應當把所有這些空洞無益的幼稚的東西踏在腳下,把不是理性設置的障礙物統統推倒,給科學和藝術以對它們十分珍貴的自由。今天,哲學正在闊步前進,它把受其裁制的一切對象都置于它的統治之下,它的聲音是最強音,人們在開始掙脫權威和陳規舊例的羈絆,以堅持理性的法則,幾乎沒有一本原理和教條的書使他們完全滿意。”達朗貝爾把他所在的世紀稱為哲學世紀,其含義為理性的批判要涉及一切領域。他說,哲學不是別的,就是理性之應用于它能夠對之發揮作用的對象。具體來講,18世紀從世俗科學的原理到宗教啟示的基礎,從形而上學到鑒賞力問題,從音樂到道德,從神學家們的煩瑣爭辯到商業問題,從君主的法律到民眾的法律,從自然法到各國的任意法……這一切都受到人們的討論和分析,或者至少也被人們所提到。這也正如恩格斯所說:“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些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的東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從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恒的正義、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排擠。”這批哲學家所進行的全面深刻的理性批判便是我們所說的啟蒙運動。

        在這批啟蒙哲人中,最杰出者為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和盧梭。在一個還處于專制王權統治,出版遭到審查的時代,這些啟蒙思想家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正是因為他們真誠地希望啟發民智,要把潛藏于每個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喚出來,掙脫任何外在權威的束縛,使人類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狀態,成為敢于運用自己理性的獨立的、自由的人。伏爾泰認為,必須要按理性行事,不能讓人陷于無知中,掙扎于謬誤中,生活在暴政下,過不幸的日子。他們相信,理性的陽光必將沖破迷信與專制的漫漫長夜,給人們帶來光明與幸福。因而啟蒙思想家所掀起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使18世紀成為“哲學的時代”“理性的時代”“光明的時代”“批判的時代”。理性的啟迪、運用與批判是哲學家的重要任務,在理性的引導下摧毀神權、王權和特權,追求與實現人的權利、自由和平等便是啟蒙運動的主要內容,也是啟蒙的內在精神,同時也成為了18世紀的時代精神。

        在18世紀,這批法國啟蒙思想家被稱為哲學家、哲人、智者,意指以批判和尋根問底的精神去探討一切問題,哲學家的氣質在于按秩序精神和理性來行動。這批哲學家賦予了自己獨特的特性和使命,如斗爭性和批判性,具有強烈的改造社會和改善人的命運的責任感等,并要在理論的思考和實踐的批判中展示這種特性和實現其使命。“哲學家只有使自己成為能對他的同作做出貢獻時,他才有權利對自己做出估計。”哲學家并不為自己,而是為別人,“只對自己有好處,就是一無好處”。“因此讓我們自由寫作,也自由行動吧;讓我們從寫作和行動中顯示出一個共和主義者引以自豪的獨立性吧。一個顧慮重重、畏縮膽怯的作家,是不能為人類的精神和他的祖國效勞的。”在流亡期間,啟蒙思想家孔多塞寫下了《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懷著對人類進步的理想,飽含熱情地呼吁必須改善人類的境況,要讓所有人都得到幸福、全人類實現進步。總之,在這些啟蒙思想家看來,要確立每個個體的權利,實現每個人的價值,讓他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啟蒙思想家的這些思想隨后鮮明地體現在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中。1789年7月14日革命爆發,8月26日便通過了《人權宣言》,莊嚴地宣布:“組成國民議會的法國人民的代表們,認為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所以決定把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圣的人權闡明于莊嚴的宣言之中……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由此,對啟蒙運動的認識就不應當僅僅局限于思想觀念這一維度。不可否認,啟蒙運動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但本質上,它以理性為中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思考方式。啟蒙思想家們重新建立起了對世界的全新理解,并且以此為基礎來重建一個新的社會,重建一種全新的社會結構和運行邏輯,以及支撐這一切的知識體系。

          對啟蒙運動闡釋者的再闡釋

       

        在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啟蒙運動充任了很重要的思想資源,從“五四”以來,一些思想家一直推進在中國的啟蒙。到20世紀80年代時,一批學人還在呼吁要進行“新啟蒙”。由此可見啟蒙對于中國的意義。但如果我們回到學術研究本身,便會發現我們對于啟蒙運動的研究,實際上還遠遠不夠。例如,至今我們還沒有系統地翻譯過國外學者對啟蒙運動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所以我們今天講“啟蒙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僅僅把它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是一種思想價值資源,而沒有真正成為學術研究。但需要提醒或切記的是,如果沒有真正的學術研究,期待運用所謂的思想資源來啟迪民眾,引領歷史前行的話,可能會偏離啟蒙運動內含的意旨,反而會是歷史的誤讀與誤導。因此,在今天新的環境和條件下,我們務必要從學理與學術上重新思考啟蒙運動,從而為社會的前行提供豐富而充足的思想資源。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很高興看到《啟蒙觀念史》一書中文版面世。本書的作者文森佐·費羅內(VincenzoFerrone),是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史家,長期研究啟蒙運動,是這一領域的權威學者。2010年此書在意大利出版后,隨后于2015年被翻譯成為英文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由于師從于意大利史學家弗朗哥·文丘里和美國史學家瑪格麗特·雅各布,因此,他熟悉歐洲和英美對18世紀啟蒙運動研究的學術脈絡,同樣,作為生活在無論是思想還是社會都已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這就注定了他和上一代學者例如美國思想史家彼得·蓋伊,以及他的導師文丘里有著不一樣的視角來思考啟蒙運動。在此,簡單回顧一下啟蒙運動研究的學術史,即可理解費羅內這一代學者和彼得·蓋伊等上一代學者之間的差異。彼得·蓋伊相繼于1966年和1969年出版了關于啟蒙運動兩卷本皇皇巨著,成為這一時期對啟蒙運動集大成式的綜合性研究成果,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自20世紀80年代之后,學者對啟蒙運動的研究開始轉向,不再從一種整體性上研究啟蒙,開始重點研究法國啟蒙運動內部的差異性;同樣,也不把法國的啟蒙運動看作啟蒙運動的唯一表達,而開始在空間維度上關注諸如蘇格蘭啟蒙運動、意大利啟蒙運動等多種類型的啟蒙運動,從而在多樣性的維度推進了啟蒙運動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學者們也開始從以前只研究啟蒙哲人這些精英思想家轉向研究普通人如何接受這些思想,將“啟蒙”發展成為了一種“運動”。對這一領域的開拓性探討包括了書籍史和閱讀史,也被總稱為“新文化史”,這以法國歷史學家羅杰·夏蒂埃和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為代表。另一分支則為知識社會史的探討,如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側重于研究啟蒙運動所開啟的知識體系如何建立。更值得一提的是,自后現代出現之后,對將啟蒙運動等同于現代性展開了反思,重思啟蒙理性的主導性地位。饒有意義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語言轉向”也刷新了思想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諸如文本、概念和修辭等成為思想史研究的中心內容。

        本書出版后,立刻獲得學界的稱贊,認為本書對啟蒙運動做出了視角獨特和富有挑戰性的闡釋,促使學者們重新思考啟蒙運動和以及對18世紀的理解。這獨特性和挑戰性體現在,作者并不是直接研究啟蒙運動那些思想家們,或者說沒有去研究啟蒙運動,而是從概念史的視角對18世紀以來思想家們如何界定、闡釋啟蒙運動作出了梳理和辨析。與此同時,作者又通過對歷史研究范式轉換的梳理,如從政治史到社會和文化史等,思考歷史學家們如何研究與理解啟蒙運動。這樣,在觀念和歷史兩個維度的結合中,作者詳細考察了啟蒙運動,以及對啟蒙運動遺產的繼承與反思,從而回答了什么是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乃至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可以說,作者另辟蹊徑,在對啟蒙運動闡釋者的再闡釋中深化和推進了啟蒙運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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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05日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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